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是由这两类研究的共同本质即实践所决定的。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对现实问题的提炼和升华，不是人的主观臆想的结果，而是人在特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实践的主体性和客观性，使得应用对策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总是要从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的。对于现实问题来说，基础理论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即“总体的方法”，应用对策研究则提供了“具体的方法”，两者缺一不可。对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不足，成为制约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的一大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过于宏观和抽象、应用对策研究过于微观和实证，前者在当前的哲学研究中体现得较为突出。
作为“在思想中把握的现实”，真正的哲学是提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基础理论的应用对策转化是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哲学研究中促进基础理论的应用对策转化，其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定位和理解。不同于其他学科，哲学意义上的现实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现存的不都是现实的，唯表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向的社会现象或事件方可谓现实问题。其二，并非现时代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问题，一些在特定时代中仅作为征兆的现实问题，往往在其身后的时代彰显出更大的价值。其三，作为对其所处时代的发展动向与主要问题的抽象表达，一些重要的思想潮流及理论动向亦属现实问题的范围。遵循上述理解，诸如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均为哲学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人们在哲学研究中直面这样的现实问题时，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思想家的著述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应当从思想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中汲取启示，并结合具体实际得出方法论层面的对策。
以《资本论》为例，它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主要成果和三卷本著作，已经表明马克思根据现实问题转化而不断调整叙述方式的思想进程。在马克思长达40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物质利益、生产结构、资本逻辑、文明形态等依次递进的基本现实问题，引导他为实现人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个性而始终不渝地探索。以现实问题为中介，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及其关系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哲学基础理论的应用对策转化。
按照马克思本人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的回顾，他是在“物质利益难题”的推动下研究经济关系的。物质利益之所以成为“难题”，就在于它所支配的社会关系及其反自由理性后果，在以自由理性为原则的政治国家中根本无从解决。自近代资本主义以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高度统一到二元对立，直至愈演愈烈的内在冲突，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正是潜在地包含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冲突，物质利益方可谓现实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难题，应当同时着眼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于是，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成为《资本论》的最初叙述方式。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不过是现代社会结构的浅层表现。马克思显然不会止步于提出、分析和解决物质利益问题，而要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探究中，找寻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路径。相应之下，现代社会结构尤其是生产结构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趋势，成为马克思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他关于《资本论》叙述方式的运思也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个分篇”“六册计划”。
现代社会的生产结构不是封闭的系统、固化的坚实结晶体，而是开放的过程、变化的复杂有机体。在这样的动态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普照光”而存在。由此，资本逻辑，也就是由作为社会关系的而非物的资本所支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动力。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当政治经济学批判聚焦于资本逻辑这一现实问题时，“资本论”最终成为主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了副标题，“六册计划”也被《资本论》的“九项内容”“三卷四册”取代。
生产结构和资本逻辑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运演的，《资本论》的“样本”正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形式间的更替构成了历史的发展，就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生产方式变革和文明形态演进是并行不悖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内容，正是为了通过对它的变革来构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文明形态这一现实问题的凸显，促使马克思生前多次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方式，更导致他迟迟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最终由成型的体系转变为开放的过程，从而实现同其之后的时代发展的有效接榫。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叙述方式嬗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史议题，更兼具以思想的方式来引领现实的意义。它启示着我们，只有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现实问题、实践探索，而不是把《资本论》当作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万能公式”，才能坚持、丰富、发展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叙述它的时代新篇章。这就是在哲学研究中促进基础理论向应用对策转化的有效例证。有见及此，马克思面对《资本论》备受推崇所给出的告诫，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应用对策转化来说，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杨洪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19CZX00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