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推进到哪里，理论就跟进到哪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学人深刻体验与感悟社会变化节律，围绕社会形态的重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转型过程。中国实践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畅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拉动劳动力人口源源不断从低效领域进入高效部门，优化了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这说明中国社会已从定居生活转变为迁居生活。在所有人口流动渠道中，发生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最为常见。在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居过程中，中国社会学人以“农民工”这一饱含乡土情结的创新性概念发展了原有社会学群体理论，丰富了由城镇化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变迁假说。农民工既代表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务工经商群体，也反映了中国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市民的社会流动特征。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已有占总人口63.89%的约9亿人进入城镇社会。进入新时代，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国社会流动大潮正迅速由农民变农民工阶段推进到农民工变市民阶段。当前，我国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阶层结构不断优化。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会增加国内14亿多人民的现代化成色，推进社会文明进程，而且将彻底改变世界人口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比重结构，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为广大社会学人提供了一个在较短时间周期内亲身观察和深入体验社会全过程变革的宏大叙事蓝本，为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话语。中国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命题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命题。中国社会学人在聚焦时代主题、发现时代问题、探索时代答案中，不断挖掘学术“富矿”、提炼社会学核心概念、推进社会学理论创新。例如，有关农村社会结构与城镇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有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有关促进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良序善治问题的研究、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有关家庭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城镇基层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有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研究、有关职业分流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有关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转型与消费升级问题的研究，等等。上述问题不仅提出了社会学的基本命题，而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为社会学发展贡献了中国社会学人的话题创新，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在对社会学创新命题作出解答的同时，中国社会学人以“中国人解释中国社会”的方式，破解了西方的东方学对中国社会的误读，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实践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理论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强劲转型过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一体谋划、一体设计，前瞻性擘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清晰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如果说有关“小康社会”的话语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前一时期的发展主题，那么，“共同富裕”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体系必将成为今后30年中国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的宏大叙事，既统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脉络，也涵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未来方向。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时，不管是世界市场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等，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理论也都不能正确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因。唯有基于中国历史与实践而形成的小康社会理论与共同富裕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伟大产物，在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提升中日益生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因此，由小康社会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所浓缩的社会学发展学说，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凝练与概括。中国实践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治理理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治理理论奠定了深厚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人将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社区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社区营造实践，推进了单位制和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话语。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社会学人持续推进有关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问题的研究、有关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问题的研究、有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有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有关社区精英与新乡贤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参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联动问题的研究、有关民主协商与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的研究、有关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关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化解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风险与社会整合问题的研究等，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社会特征的治理话语概念，也搭建了丰富多彩且说理深刻的社会治理理论。中国的社区不同于西方的社区，中国的社区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社区治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支撑了中国社会建设与中国社会治理的能力和优势。这一优越性在未来社区建设、数字社会建设、科技支撑的居民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建设中，会释放出更为灿烂的光芒，这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奠定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学界应当随时代而发展、随改革而进步、随理论创新而与时俱进地锻造更富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话语和理论。我们不仅要达到有理说得清的目的，而且要努力形成引领国际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良好态势。（张翼，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