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深刻改变了制造业国际竞争的资源基础和比较优势，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进而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调整，国际产业竞争格局也迎来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重大挑战，同时又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在此大背景下，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角度出发，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内在逻辑及其对我国制造业的深刻影响十分重要。
调整——
源于新技术的强力驱动
长期以来，离岸外包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标志，跨国公司将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序划分为多个环节，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外包给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整合全球各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资源，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以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度分离、中间产品离岸外包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等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正在提升。随着技术经济范式发生转换，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发生剧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了制造环节的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更为凸显。随着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走向高度一体化，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转变为“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特别是数字制造技术的兴起使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功能被重新审视。
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显著增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出大量新型制造技术，制造环节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率有了飞跃式提升，其价值增值能力与传统制造技术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制造环节的要素投入不断升级。智能制造使数据成为制造环节重要的生产要素，要素投入的高级化促使制造环节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提升，劳动密集度则在降低。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新型制造技术的突破重塑了传统制造环节，导致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得以重构本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随之而来的是，发达国家外包或转移制造环节的经济动机被削弱，很多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环节，并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制造业回流，不断提升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面临调整。
智能制造在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传统制造环节密集使用劳动要素，低劳动成本是发展中国家布局制造环节的重要比较优势。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设备替代低技能劳动，使得制造环节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这将严重削弱凭借低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相反，对发达国家而言，智能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国家劳动力人口增长缓慢的劣势，发达国家可以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从事模仿和学习活动，从而让研发人员专注于发明和创新活动。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仅可以在产品创新和品牌营销方面抑制后发国家的追赶，而且能够利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制造环节直接打击后发国家的原有优势，后发国家原来的产业赶超路径有可能被封堵。
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渐强。新型制造技术推动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上升，并重构了发达国家在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使发达国家萌生了将制造环节本地化的经济动机。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以发展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将其在资本、技术、市场、品牌、网络、人力资源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与新型制造技术有机结合，促进制造业全面振兴，进而抢占新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影响——
价值链攀升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依托低成本比较优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具有显著优势，在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售后环节则相对薄弱，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发达国家对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升，这些都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外部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随着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趋势渐强，我国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由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的分工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正面竞争关系。可以说，我国制造业继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必将面临来自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等，都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调整同样带来了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历史机遇。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迎来“换道超车”的机遇。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其发展成熟及商业化应用催生了大量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最终将形成一批新兴产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特别是在新型制造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这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遇。凭借良好的制造能力和信息产业基础，我国制造业有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率先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并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或将倒逼我国加快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近年来，全球供应链的演进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各国都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并实施相应的战略举措，如何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依托进口替代强化国内供应链体系，也将显著增强我国的供应链优势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
趋势——
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内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部环境发生复杂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制造业需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历史性机遇，顺应新型制造技术发展的大趋势，重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
一是谨防过早“去工业化”。在全球价值链调整引发的不利外部环境下，我国制造业需顶住多重压力，坚定工业化道路，不能在“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下过早“去工业化”。“制造大国”“大而不强”依然是对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阶段性评价，我们需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将制造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首要支柱，化解“虚实”经济结构失衡，避免因过早“去工业化”造成工业化进程出现曲折。
二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只有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才能形成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对此，应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可考虑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产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产品进口改善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投资。
三是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能力。在各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需引导和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积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的跃升。支持制造业企业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用好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系统，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和按需生产，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企业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升级。
四是继续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以国内需求为战略支点，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引导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五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率提升、创新激励，以及实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需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对此，需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助推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六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价值链并引领其发展，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演进放缓的势头，为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打开新空间。现实地看，包容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顺应全球化趋势的重要选择，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起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邓洲 于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