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6月，欧洲工人阶级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大会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并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同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的形式起草同盟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它“一经问世就震动了全世界”“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理论上，它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实践上，《共产党宣言》全面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
72年之后，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了这个当时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改造中国的锐利思想武器。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李大钊指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陈独秀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快翻译出来，让全社会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有志之士，共产主义理想者和实践者，早日读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因此，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创党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全文翻译成中文。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就是把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当作建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会见了《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等刊物的负责人。在与他们商讨建党伟业的一系列议题中，首要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译问题。这和李汉俊、沈玄庐等的想法不谋而合，并由戴季陶提供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商讨中，《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本的译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文要好，特别是日语、英语要熟练，二是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全篇能用当时年轻人和老百姓使用的白话文翻译。此时，《觉悟》主编、复旦大学国文系教员邵力子推荐了浙江一师的陈望道——这位29岁的浙江同乡精通日文和英文，具备马克思主义常识，又是新文化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和改革派、写得一手白话文的好文章。由他执笔翻译，可谓“能堪此重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3月下旬，陈望道在杭州浙江一师收到邵力子的来函，信中转达了《星期评论》杂志社请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表示待译稿在沪审定后，将在该刊物上连载，随信还附上英文本和日文本《共产党宣言》。此时的陈望道正因“一师风潮”的冲击，反思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他在浙江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仅因为这一点，反动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欣然接受了邀约，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进修马克思主义，试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出版，“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浙中山村的四月初，杏花始绽，春寒料峭，陈望道一头扎进老宅弃用的柴房中苦译，两条长凳、一块门板临时搭了一个“书桌”，译得累了，摊开铺盖就睡在上面，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来，这才有了“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的故事。作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陈望道在首次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时，就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这也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成员，在思想理论上是成熟的。如《共产党宣言》中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如今在中国已经耳熟能详，那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06年创刊号刊载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中，将其译为“绅士”和“平民”，而陈望道在首个中文全译本中，将其译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难发现，“绅士”和“平民”虽然能反映两者掌握生产资料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低，但是读不出两大阶级的对立，更没有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要推翻、消灭和取代有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规律。可见，陈望道的译法准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加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了初译，带着手稿来到上海，入驻《星期评论》杂志社，一边担任该刊的编辑、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传播工作，一边请陈独秀、李汉俊等后来党的领导人校对、审阅《共产党宣言》译稿。我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俞秀松在1920年6月的两篇日记里，记录了由他将陈望道的译稿转交给陈独秀的情况。6月27日记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6月28日记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自始至终受到了陈独秀的关注、促成和支持。当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后，陈独秀更是积极出面、张罗出版事宜，并由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从帮助中国建党的经费中出资，在上海成立了“又新印刷所”，于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印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鲁迅在收到陈望道赠送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受《共产党宣言》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后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9月，又印第二版。陈望道回忆道：“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1920年9月底，《觉悟》一则“变相的《共产党宣言》广告”讲道：“‘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花费了比平常译本五倍的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最后请陈独秀、李汉俊两位先生作了校对。”
事实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陈望道的翻译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他还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爱不释手，并不断要求党内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1936年，周恩来也曾对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见到陈望道，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75年1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见到了陈望道。他殷切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刘少奇则于1920年9月，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聆听了陈老讲授《共产党宣言》课程，彼时他22岁。同时听讲的学员还有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农，17岁的萧劲光等等。刘少奇回忆说，“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党的早期组织还将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寄往全国各地，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地传播，形成燎原之势。比如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可以说，作为科学的建党学说，《共产党宣言》指导并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的进程，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觉醒。
《共产党宣言》承载的真理，不仅是划破旧时代夜空的闪电，更是照亮新时代航程的明灯。2018年4月23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深入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重大理论贡献，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师生的回信中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百年来，《共产党宣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前仆后继、不懈奋斗，也鞭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出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周晔，系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