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是一门深受时代发展变迁影响的学科。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并发展已历百年，始终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深刻参与到百年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百年政治学议题的嬗变百年政治学议题的嬗变，最直观的体现是议题内容的更替。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特别是现代政治学被译介引进到中国，更是承载了救亡图存、建构现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期待。因此，现代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自主形成实际上就源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并致力于解决同时代的政治问题。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更替变化，也逐渐形成了明确稳固的研究指导思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流地位的确立。在民国时期，政治学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多元特征。虽然这些多元政治学议题的研究者们秉持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从总体来看，议题的设置和研究并无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邓初民等人对政治学议题的研究和争论，发展于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40年代的延安整风，但真正确立起对学科的指导思想地位，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得以逐步完善，其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成为政治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工具。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受译介而来的西方多元思潮的冲击，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统性。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转变也反映在政治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方式上。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经历了从移植转借到自主发现的过程。虽然百年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都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议题生产和分析框架却并不必然产生于本土经验归纳。从起源来看，中国政治学议题的构建源于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现实的问题。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议题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自主建构色彩。这种自主建构既表现为对政治学研究“食洋不化”和“教条主义”的反思，强调议题的本土化与自主性；更体现为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历史政治学和田野政治学等本土化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的诞生。最后，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嬗变也体现在学术价值取向的变化，即从普遍性的价值批判到特殊性的经验归纳。虽然自中国政治学议题初创时期，即有关于政治学的科学性的讨论，但无论是概念属性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甚至是批判色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意识日益凸显，解释“何以中国”就成为比“中国向何处去”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因此，基于实然分析的经验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议题的主流，建设性就远远大于批判性成为政治学议题的价值取向。与之相适应，以价值无涉为追求研究原则的政治科学，特别是不断更新丰富的定量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对策性研究需求的不断加强，政治学研究也出现了过度“公共管理化”的倾向，在中观微观问题上和技术方法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这并非近年来政治学发展的全新现象或者路径转折，毋宁说是政治实践发展的学术性回应。百年政治学议题转换中的“不变”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转换背后的“不变”者，是作为知识体系的政治学与作为实践过程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绵延贯彻于百年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促成了不同时期核心议题的转换。这种互动关系很大程度决定了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又一“不变者”，即“国家”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和讨论，是现代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现代政治学兴起过程中，各国都面临着国家转型和建构的现实需求。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国家学传统还是美国的现代政治学传统，都以国家理论作为核心议题。这种理论渊源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学议题的基本视野和核心关怀。从政治实践来看，现代国家建构同样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议程，因此围绕现代国家展开的政治学议题就成为能够提供理论知识供给的社会需求。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倾向并非仅体现于现代建国议题之中，同样延续在其后的政治学研究始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形式上确立起现代国家的基本构造，但国家建设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革命和建设议题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现代国家建设而展开的。这其中既包括对内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国家、政党、阶级和民族等问题，以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也涵盖对外研究区域国别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明确中国的国际定位。由于深受当时苏联的国家与法理论的影响，国家研究更是成为新中国政治学议题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治学议题逐渐丰富多元，然而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政府职能转变，抑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议题范围。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这不仅体现为治理理论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更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家的核心地位上。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正是围绕国家的现代化而展开的，相关实践和理论的基础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整体跃升和国家构造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国家始终处于百年政治学议题的核心，诸多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研究实际上都是以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如果说国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那么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则是百年政治学议题更替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在社会科学中，现代化概念被用来描绘传统社会向理性或者世俗状态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描述，而不是作为某种目标。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是外生后发的，并不必然自然出现，因此现代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就成为一种目标，即“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承载着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不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时代化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所展现出的“变”与“不变”，是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生动体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密切互动。政治建设的积极成就，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日益深化，推动着政治学议题的转变和创新，也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时代化带来了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实现学术研究的自我更新，赶上甚至跑赢政治话语的更新。百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和积极互动，以自主意识推动政治学研究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繁荣。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尤其要关注政治话语的变化，理解其变化的原因和意义，挖掘其回应社会的机理，找寻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政治学议题创新和研究活力的必要保障，也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我们也必须对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所面临的发展危机有着清晰的认识。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议题设定上依然与政治实践的要求存在着不对称，还不能有力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有效的整全解释、持续的知识供给。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议题创新能力仍相对不足，既在自主设定议程上深受约束，也不能前瞻性设定议题，及时回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基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议题依然较少，新兴议题过于追随社会热点，往往随着热点消失而过时，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回顾百年中国政治学进程，真正有价值的议题必然契合于现代国家发展建设的长期历史任务，同时与阶段性政治实践目标相互促进，从而在政治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中确定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需要，又有人类关怀、世界视野的研究议题，这样才能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和世界政治学知识谱系构建的双重进程中找准位置，自主发展。当下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要求中国政治学以更加自信自觉的态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原创性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这既需要加强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能力建设，也需要始终对政治实践和国际社会保持开放的态度、对话的勇气。（作者：杨雪冬、许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