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关系到我国能否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新趋势，能否保持并发挥自身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更大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指明了方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些都使得原有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面临调整，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世界各国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大力推动关键产业链“回流”，旨在重新布局或弥补完善本国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再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等方面仍有短板。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我国传统竞争力有所下降，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传统的经济安全观主要强调以减少外部依赖、提升自主性来保障经济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国际经验都表明，片面强调自主性、忽视开放性，不利于有效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才是治本之策，必须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推动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在规则对接和制度性开放方面迈出巨大步伐，在国际产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在开放合作中引入优质资源要素和产品、先进的机制与理念，提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还要看到，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掌握全部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已经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渐演变为价值链分工，即产品设计、中间品供给、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承担，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拥有各自的相对优势。我们着力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必须充分运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
新时代新征程，更好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兼顾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这是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思路。实现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理念。要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有所突破，在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的过程中，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生态和网络，推动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构建与国际标准兼容的标准体系。特别是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注意标准和技术等方面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要坚持开放合作，积极推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改革，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二是以扩大开放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无论是补链、延链，还是升链、建链，都需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来分摊研发成本、加速技术迭代、形成规模化优势。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有力提升我国对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吸引力。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是加大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这是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合作的重要保证。区域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重要路径，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够为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提供更大动力。过去10年，我国为区域治理、贸易投资、安全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各类公共产品，下一步需在科技研发合作、互联互通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区域内产业链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增强我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促进产业链安全稳定。
四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伙伴关系。这是我国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的有效路径，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确保产业链安全稳定的普遍选择。当前，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超大纵深空间优势，以及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依然具有显著吸引力。未来，需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发展战略方面的对接。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并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