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一些中等职校的升学率接近百分之百。对经济条件好的杭州家庭来说，文凭和升学才是“刚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另辟蹊径的家庭，让孩子弃“重高”而选“职高”，以此避开狂热的、竞争激烈的高考独木桥，去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低头走路的孩子
鲁晓阳在中策当了22年老师，在这里看到的是大量“低头走路的孩子”。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简称“中策”）创办于1979年，目前有两个校区，校园面积加起来有220亩，与此同时，还在筹划新的分校。今年之前，中策有八大专业，每年招1100人左右，有500多名学生是“直升”，意思是不需要通过中考，只需要通过面试就可以就读，目的是让成绩差的学生仍有学可上。像计算机、商务英语这样的专业相对热门，报名与录取率在3∶1左右，而像烹饪、环境监测和电气运行与控制（以下简称“电气”）这样的专业，几乎就是“报就能上”。
鲁晓阳是浙江省特级教师，教电气专业，讲话风趣，能想象他在课堂上，也是乐于引导、充满活力的老师。说到“低头走路”，鲁晓阳又挺起胸膛，昂起头，做了个有点夸张的自信姿态：“你看，这就是职高学生与普高学生最大的区别，普高的学生们都是昂头走路的。”
人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鲁晓阳说他在职高教书，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成功是成功之父”。孩子们本来就没信心，所以他通常会让刚入学的学生做最基础的操作，简单到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能做出来。“必须让他成功，然后让他踩在成功的肩膀上继续成功。”所以电气班的学生入学第一课是做LED灯，先是让灯“长亮”，再让灯“闪烁”，其次是配上音乐，背后的理论难度是循序渐进的。这法子听上去简单，但在鲁晓阳看来，通过技术来培养信心，“先会后懂”，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鲁晓阳原来班上有个学生叫樊文天，刚进校时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的职高生，低着头，不跟人交流，让他看书，他说“头大”。从课堂上获得一点成就感后，就开始问“为什么”。他在沙发里置入传感器，受重量触发后，会自动启动内置空气净化器，做成“会呼吸的沙发”；把电压升到10万伏，在空气中拉电弧，将音频信号载入电弧，做成“会唱歌的闪电”。樊文天后来凭借“会唱歌的闪电”，在“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里拿了个特等奖，于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他后来考上浙江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优秀毕业生”毕业，被浙大中控破格录用。
职校生中考分数不高，最常见的现象是偏科严重。因为成绩差，很多孩子在小学、初中被打压了9年，自信心早就被打压殆尽，其中很多人更是“过早地放弃了”。鲁晓阳班上原来有个胖乎乎的男孩子，不到1.6米，进校的时候成绩全班倒数，“自我放弃”写在脸上。“这种小朋友骂是没用的，本来就没信心，再骂他，更没信心，更对着干。那咋办？带他去玩。”鲁晓阳挺得意的玩法是无线电测向运动（又称无线电猎狐运动），在旷野、山丘等地方，通过无线电测向机，定位事先隐藏的多个电台，谁最快找到最多谁就获胜。
男孩子当然爱在山野里跑，“找到一个电台，开心一下，又找到一个，又开心一下”。那个胖乎乎的男生后来还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亚锦赛，回来后跟鲁老师讲：“我就是滚得慢了一点。”比赛中有段路程是个陡坡，他胆子不够大，往下滚的时候缩手缩脚，最后就输在这段滚坡上，以1秒之差败给一位日本选手，拿到亚军。“老师，以后你多跟我说‘滚’，我就滚得快了。”职校里男老师与男学生之间的日常交往是会用到“滚”这个字眼的，这实际是师生关系亲近轻松的一个注脚。
鲁晓阳的很多学生通过这些方式，逐渐摆脱了过去成绩差而导致的消极状态。越是看到这样的孩子获得成就，鲁晓阳就越是感到遗憾。同一个理论，他去普高讲，两节课讲会，在中策，他得讲6节课。好的生源，理所当然去了普高。他就会想，要是职高里也有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好生源，他还可以培养出更厉害的学生。缺乏理论基础，实际上使这些手上有技术的孩子无法走得更远。
某种程度上来讲，职校在做的是“兜底”教育，接受那些所谓的差生，高分的孩子因为感兴趣而自愿到职校来的非常少，即便有，也会被家长阻拦。中策2018年招第一届电气“中本班”时，录取了一个555分（满分600分）的孩子。这个分数能上杭州排名第二的学军中学。副校长潘利荷说她总共接到孩子家长打来的十多个电话。这位妈妈向她解释，他们家是温州人，两口子平时忙于生意，孩子放在杭州一所民办初中，每天上学都会路过中策，因此对学校有印象。可这毕竟是555分的好苗子，家长向潘利荷求饶，不要录取。后来这孩子没出现在中策校园。
“中本班”这条路
这些年，浙江省的中职学校生源有了变化。2018年开始，全省推出“中本班”，即“中职本科7年一贯制”，也称“3+4”，3年职高＋4年本科。不同于“无处可去的学生”，读中本班的孩子，一半以上能读重点中学，职高是学生和家长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选择。
杭州市人民职校（以下简称“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很有名气。人民职校建校于1957年，1980年开启职业教育，两年后，开设幼师职业班。2000年，它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合办学前教育专业的“3+2”班，很受欢迎。2015年前后，人民职校就开始准备材料，想要将这个班进一步做成“3+4”，因为就业市场早就发出信号，杭州市各区县的公立幼儿园招聘门槛逐渐升级到了“本科及以上”。现在放眼杭州，可能只有区县零星的几所公立幼儿园愿意招大专生。
2018年，“3+4”在中考前一个月落地。这第一届总共录取了38人，其中有个孩子叫金洋洋，金华市永康的考生，中考成绩573分，能上永康一中这所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她在拿到人民职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到永康一中办了退学，她的同学们很受震动。
黄卓颖、金洋洋、何林颖（左起）三人都是杭州市人民职校学前教育业“3+4”班的第一届学生（于楚众 摄）
对走职高这条路，洋洋妈妈心里挺坚定。她对应试教育很反感。初三，学校希望大家去补习，说是自愿的。她跟女儿说，如果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去，那我们就去，结果报名了40多人，那洋洋也只好去。一学期是20个周末的课，一开始没说收钱，有一天洋洋回来说，这个补习班可能要交4000多块钱。“我老公挣钱很辛苦，我好心疼那份钱。”第二学期，洋洋就没再去了，成了班上唯一没参加周末补习班的学生。
家里条件不好，洋洋妈妈于是“千万百计地想给女儿找到一条不同的路”，快乐一点的路。她琢磨，人是会自卑的，学会做题，只会考试，就像社会上吐槽的“小镇做题家”，会在大学里败下阵来。她很怕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文化课平平无奇，但会滑板车，会唱歌，会弹琴，都是自信的加分项。”她希望洋洋能有一技之长，成为一个自信心比较足的孩子。
此外，洋洋妈妈有个认知，比如学木工、学雕工，都是初中毕业后十五六岁开始学，她认为那是学手艺的黄金时间。洋洋有艺术细胞，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但她们家条件不好，从小也没给她上过什么兴趣班，她就想给洋洋抓住学习艺术的最后时机。“现在看到有这种路，我就很希望让她走一走。”
中策职业学校的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有一个专业方向是“无人机”。图为学生由教练带领在校园里试飞（于楚众 摄）
洋洋从比较小的时候就对老师这个职业有好感，很早就相中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但它当时只有“3+2”，且只在杭州本市招生。她们曾退而求其次，转向金华本地一所最好的职校，母女俩去这所职校和与它配套的大专学校考察过，有点偏远，校舍也旧，但有钢琴房、舞蹈室，新的校舍也在修建中。洋洋跟她妈妈说，为了读学前教育，受苦受累也要去。
洋洋妈妈评估了两种选择的优劣。假如去读重点高中，错过学手艺的黄金时间不说，那种高考的严酷压力，可能会把孩子压垮。周围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她有个亲戚的孩子，三岁就认上千个字，家里条件好，给孩子弄了个书房，整个房间满满当当都是书，期待很高。孩子初中读书是很好，考进重点高中，读到高二就开始抑郁了，后来就退学了。
她们当时还抱有一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进重点中学，那洋洋应该是排在比较后面的，在班上平平无奇，假设读得很郁闷，到时候考大学或许只是个二本，人生会有遗憾的，可能会后悔当时没选“3+2”。
出于这些考虑，洋洋与妈妈就一心一意地决定去读职高，尽管周围的老师、亲戚都反对。反对的声音还挺大，比如班主任跟洋洋说，“那种地方”是学校500名之后的学生去的，绝对不能去那种学校。初三换了一个班主任，也听说她们家特殊，孩子读书这么好，要求这么低。开家长会的时候还特地找家长聊天，讲到最后说：“这个女儿是不是你亲生的？如果这样选择的话，她未来要被糟蹋掉的。”家里的亲戚也说她们，别人都往高处走，你们怎么往下看，说到这些时都是摇头的。
今年洋洋已经读完三年职校，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去浙师大开始中本班的后半段。这个班的家长们最大的感触是，这条路没选错。洋洋的同学何林颖三年前选人民职校，是因为与它合作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师范大学。作为小学历史老师，何林颖的妈妈本能地觉得这是条捷径。何林颖的文科强，理科弱，总成绩虽然还可以，但一进入高中，偏科的孩子会压力非常大。“3+4”意味着直升浙师大，几乎算是另辟蹊径，避开了那条残酷的独木桥。
这个班第一届是在全省招生，其中台州招4人，每个区只收1人。何林颖的中考成绩距台州最好的高中差15分，这个成绩能上排名第二的重点高中，上一所职校绰绰有余，但她们仍担心，唯一的名额很可能被人抢走。所以何林颖初中班上的很多同学直到快高中毕业，都不太清楚原来她上了所中职学校。
对于这个中本班，很多人的感觉是“划算”，连校长金卫东也这样说。他算了一笔账，浙江每年30万高考考生，浙师大录取分数线在3万名左右，相当于全省前10%。而杭州市每年参加中考的学生数量约有2.7万，杭州学生的成绩相比其他市要好一点，不说10%，按20%来算，那就是中考前5000名的学生能考上浙师大。前5000名，意味着杭州前三的高中（杭州第二中学、学军中学、杭州高级中学）之外的学生，未必能考得上。
“中本班”的启示
三年前，中本班对浙江省的家长来说，还是个新事物，做出这个选择，除了现实考量外，也有家长对社会上流行的主流路径的反思。洋洋班上另一个同学黄卓颖，一开始就认定这个专业。她是宁波慈溪的考生，慈溪人多经商，一般人家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就会给孩子报私立学校。黄卓颖读的是一所“小学+初中”的9年制学校，学费从小学一年级的1万多元，涨到九年级的2万元，现在她弟弟在同一所学校读七年级，学费马上升到3万元。黄卓颖从小上过挺多兴趣班，林林总总，有六七样，她喜欢古筝和拉丁舞，这两样学得挺不错。很多家长给孩子上兴趣班是跟风与焦虑，一旦与中考和高考面对面，兴趣班都得让位，技艺最后荒废了事，只留下几本证书。但黄卓颖和她妈妈都希望把这些技艺保留下来，学前专业恰好有艺术课。
她们关注学习过程，但很多家长只看最终拿到手的那张文凭。有现成的对比。她家一个亲戚的孩子，与黄卓颖同年，小学、初中同校。读普高后，时有逃课，因为谈恋爱受处分，最后考了500多分，能上一所二本学校。二本学校不好吗？在这位亲戚眼里当然不好，她还想多花点钱送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卓颖妈妈看到周围亲戚朋友给孩子砸钱、一对一补课，有时会想，你们真的了解孩子吗，还是以为只要花钱就是好？
三年下来，卓颖妈妈非常庆幸当年的选择。她没想到，一所职校的校风这么好，老师如此敬业。有天晚上9点半，副校长于伟伟还给卓颖打来电话，讲了两个小时如何修改毕业论文，“10个孩子每人两小时，不是说装面子的”。
孩子有一天跟她说，所谓的学习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要跟同学和社会都相处好。她了解卓颖，非常要强，即便中本班几乎是直升，她觉得在班上有个中上水平就可以了，可卓颖总保持第一、第二。一直在应试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到职高读了两年，就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这令她感到意外。黄卓颖有个小她4岁的弟弟，正在读七年级，已面临中考压力，进了职校后的黄卓颖经常宽慰弟弟：“没关系的，哪怕考不好，读职高，也挺好的。”孩子的这种成长，卓颖妈妈原本的预期是起码得到大学时候，因为专心刷题上补习班的中学阶段，成长是停滞的。职校提前让孩子接触到真实社会的一角。
图片杭州市人民职校校长金卫东，从事职业教育已有33年（于楚众 摄）
2018年浙江省推行的中本班，中策也有一个，放在电气专业，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学院，鲁晓阳去参观过，心里认可它是所好学校。中本班的本意是“连贯培养”，可以简化重复课程，多出来的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但在鲁晓阳看来，他的这个中本班，多少有点事与愿违。
鲁晓阳说，中策的这个中本班身上有一个“紧箍咒”，即考核方是本科院校的浙江科技学院，但它只考核理论，不考核实践。为什么？“因为一张试卷评价一个人是很轻松的，20分钟，一旦考核实践，一个学生可能就需要一天。说白了，本科院校的投入程度，没有中职的高。”
原本，中本班恰好是鲁晓阳心中的理想生源，但是这批学生很快就陷入了理论考试的窠臼。有几个报名绿色电子社的中本班同学，来了一学期就舍弃了，原因是“没时间”，要应付上面的考试。每学期考核一次，这种学习逻辑，“跟重点高中没什么区别”。
对孩子来说，职高与普高最明显的区别，其实是升学压力。一旦卸除这个压力，他们这批本来头脑就不错的孩子，未来或许可以作为某个社会调查样本——比如，以近10年为例，比照1000个孩子，中考成绩在500分左右，走职高这条路的和走普高这条路的，看他们后来读了什么大学，做了什么工作，对生活的满意度如何。
高升学率
在杭州，职校的老师都记得，就在几年前，听到的要求还是“以就业为导向”，但现在基本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扩招，高职去年、前年连续扩招100万人。2019年之前，中策有9个5年制班，这意味着，约300人毕业直接升高职，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部分自考升学的，加起来比例是60%左右。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几乎上升到95%。
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职扩招100万人任务的方案。那是4月底，而高职高考的报名年初就结束了。考试项目除了语文、数学（各150分），还有专业技能考试，后者分为“技能操作”和“专业理论”两部分，加起来也是300分，后者也分别在前一年年底与当年4月考完了。即便如此，中策副校长潘利荷记得当时还是极力动员学生考大学，她告诉孩子们：“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要考，不要有负担，去考就好了，今年有机会进行学历提升。”她动员了大概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这种气氛才趋于稳定。
在杭州，职高生的升学需求是早于扩招政策的。对杭州的大部分家长来说，孩子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去工作，太早了点，他们没有养家的需求。对他们而言，体面的工作、本科学历，才是“刚需”。“有哪个家长愿意孩子18岁就去工作，不读大学，人生会有遗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本地家长并不愿意孩子去干那些所谓的底层工作。
人民职校的老师高锐记得，2015年左右就经常有家长说，我们要考学的，我们要读书的，为什么不让孩子参加高考。人民职校是所“小而美”的学校，占地只有20多亩，位于市中心，周围都是居民区，无法扩张。受校舍之限，学校只好通过期末考试成绩筛选，通过的学生才能报名职高高考。家长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读书，学校就得跟他们解释，“成绩没有过线，那么今后考学也会存在困难”。高职院校扩招后，原来分流一半学生就业的压力没有了，学校“掘地三尺”，修出更多教室给学生上课备考。
一年前，高锐曾到贵州省的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挂职，这也是一所省级重点职业学校。但在这里，她发现，孩子们读完高中，要去打工了，读到一半辍学的也有很多，因为家里实在没有条件支持孩子继续读书，甚至有时候孩子这个学期不来，去赚点钱，下个学期又来读了。这与经济发达的浙江的确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职业教育做得好的地区，多半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浙江、江苏和山东都在此列，贵州的孩子职高毕业后要工作，多数时候也会流向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
我们采访的杭州市人民职校、中策职业学校和开元商贸职业学校都表示，在杭州，孩子们现在基本都升学了。在这之前，职校毕业生能否找到好工作，是判断一所职校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好的职校通常会与多家企业建立“企教融合”，常见做法是职校与企业成立一个非实体但联系紧密的集团。开元职校的校长郑效其说，他们学校所在的集团里有30多家企业，他们每年只有5%的毕业生会就业，“那我就对不起这些企业，每年只能输送这么点人”。
杭州西湖游船有限公司2001年与中策签订合作协议，每次招聘都拿出20%的配额给该校的毕业生。到今天，公司员工500多人，其中有140人毕业于中策，占了近三分之一。“要去西湖游船，先上中策职校。”民间流行的这个说法，本来是中策挺自豪的一件事。顾天翔在西湖游船公司负责人事招聘，他说，他们公司面向社会招聘时，学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但是给中策的名额一直以来都是职高毕业即可（前提是在该公司实习过）。没想到这几年趋势在变，学生们都走向升学，这20%的配额竟然面临招不满的现实。
杭州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发展得不错，但在金卫东看来，那也只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一点”，还没有成长到可以抵抗外力的程度。这里的从业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依然很脆弱。刻板印象固然是困扰，最叫人不安的还是政策变化。2020年9月27日，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当中就有一条指出，要“逐步取消中本一体化”。那么，金洋洋她们上的这个班，还能办几届？谁都没有底。
金卫东还得到一个数据，2021年的高职高考中，来自学前教育专业的中职学生比去年多了1000人。这个数字去年是2000出头，今年跃至3000人，这说明浙江省的中职学校正在一窝蜂办学前教育专业。金卫东回忆，2017年11月，北京发生“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之后教育界都在讨论，学前教育质量必须提升。一窝蜂跟风开办新专业，也是中等职校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杭州市而言，教育局一直对中职的专业开设有整体统筹，比如学前教育，原则上就只有人民职校开办。
在高职扩招、大学推广应用型本科的趋势之下，中等职校如何发展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金卫东说：“只有升学体系走通，家长才会认识到，职校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干吗都走一条路，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才是对的。现在的认知是，好成绩在那边（重高、普高），不行的再走这边（职高）。真正做职业教育的意思是，哪一天喜欢学前教育的孩子，能考到北师大，甚至职高这条路能通到清华，那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