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出贵子”“鲤鱼跃龙门”……历来是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好诠释。近年来，国家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招生名额从2012年的1万人增至2022年的13.1万人，累计录取学生95万余人，让更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改变了命运。

　　通过专项计划上名牌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今天的乡村教育也会和城市一样有“鸡娃”和“内卷”吗？乡村孩子成长面临着怎样的新情况？面对城市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有何优势，助力寒门学子“鲤鱼跃龙门”？

　　本报记者近期采访了三位乡村教育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程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章靖，围绕乡村教育及文化优势进行分析，并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请他们为乡村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跳出农门”的孩子，是怎样靠教育改变命运的

　　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乡村孩子是如何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乡村孩子自身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究竟展现在何处？三位学者都进行了研究。

　　自2014年起，程猛与他的研究团队通过深度访谈和教育自传的方法，收集和记录了近百名出身乡村、进入重点大学的农家子弟的生命体验。

　　程猛用“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来概括乡村孩子取得高学业成就背后的意义世界。

　　“物或损之而益”，程猛用老子的一句话，来说明“先赋性动力”，即多年积累的城乡差距、农村中的重男轻女现象等，反而让人生发出向上的动力，进而把不利情景转化为学习的韧性。这种与命运抗争的“先赋性动力”是乡村孩子拼搏向上的原动力。

　　道德化思维，即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总能感受到父母的勤俭、辛劳和付出，因而他们对家庭为自己求学所做的牺牲背负了较重的道德债务。“对乡村孩子而言，学习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而是与父母的付出能否得到回报、与自己家庭甚至家族的荣辱联系在一起，这种将学习作为道德事务的思维模式让乡村孩子更专注于学习，自制而专一。”程猛说，而在学校生活中，尤其是应试的环境下，成绩是获得有尊严的身份的核心，也是乡村孩子优越感、认同感的主要来源。

　　安超则将目光投向了以自己父母为代表的乡村孩子父母，去重新访谈自己的父老乡亲，去反观自己的家庭，记录自己的成长经历，以此观察乡村孩子的父母在经济、文化、情感和道德上是如何支持他们取得学业成就、长大成人的。

　　“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种匮乏，有兄弟姐妹吵吵闹闹的陪伴，有广阔田野可供玩耍，有一群七大姑八大姨可以看孩子。”安超说。

　　在书写了自己家族五代人的育儿经时，安超发现一些教育的“老理儿”代代相传——“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劳动本分，“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待人接物方式，“人穷志不短”的精气神，“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心，“德高自有路”的恩德观念，“事非经过不知难”的知行观，以及对“学以为己、成而为人”的读书信仰，都是乡村孩子“大器晚成”的文化基因。

　　“乡村孩子独有的劳动体验、闲暇自由、敬畏之心，是传统乡村文化中那些最为人性的、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教育真谛，帮助一代又一代乡村孩子长大成人、安身立命，即使不是大富大贵，也能做一个普通的好人；同时也是支撑乡村孩子攀爬教育阶梯的法宝。”安超说。

　　“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乡村家庭教育、自我养成之外，弥漫于区县乡村学校内外的自强、励志、苦读、乐学精神，也是乡村孩子成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赵章靖说，区县乡村学校师生所崇尚的这种精神，作为原初动力，会赋予或强化乡村孩子自强品格和自愈能力，在求职或考研、考博中继续努力拼搏，诠释着新时期的“寒门贵子”。

　　因此，赵章靖认为，乡村教育振兴更要注重区县乡村学校的这样一种自强品格，区县乡村学校的这种内在品格能够与乡村家庭“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心理和“读书的料”的成长需求达成同频共振。

　　今天，农村孩子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20世纪80年代，程猛出生于一个三县交界的小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村小民办教师，从小被视为“读书的料”的他，一路从村小到区县初中、市重点高中、北京市重点大学……跨过一个又一个学业阶梯，如今成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一名教师。

　　安超和赵章靖的经历也类似，从乡村出发，以学业为阶梯，努力在大城市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作为从乡村成长起来的教育研究者，他们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乡村，试图寻找乡村孩子“鲤鱼跃龙门”的规律。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观察着这些年来，乡村“00后”，甚至“10后”孩子的成长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回家，农村老家是一种景象；我读研的时候回家，农村老家是另外一种景象；现在我工作了，再回家，农村老家又是一种新的景象。乡村的变化是十分剧烈的。”程猛说，这其中有乡村面貌的变迁，比如有了自来水，通了快递和网络，物质生活更加丰富。

　　然而，赵章靖也观察到，不同于他所成长的年代，现在的乡村孩子，正在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童年——现在的孩子玩手机游戏、玩电脑比我们都灵。过去，考上大学是“鲤鱼跃龙门”，而现在的农村孩子和家长对于教育的信仰和学习心态正在发生变化，存在着“即便考上重点大学，也很难说将来的命运就会有多大改变”的“担忧”。

　　再回到家乡，安超也发现，手机、网络游戏、短视频网站等，正在父母师长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侵占乡村孩子的精神领地。

　　在安超看来，屏幕提供了这种接触外部世界的便利性，乡村孩子可以很容易看到“外面的世界”，感觉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种种的差异，会更早地触碰到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中间的一些差异，但他们的家庭支持和当今的乡土社会提供的文化滋养却不足以支撑他们去探索一个真实的“外面的世界”。

　　“‘80后’的我们没有手机、互联网，课后的时间专注于读书学习，而当前乡村家庭中这种放任的电子文化接触和暴露，对乡村孩子的成长和亲子关系带来了重重挑战。”安超说，如今的乡村孩子，一方面，面临着心灵孤独的危机，既没有兄弟姐妹的血缘牵绊，也没有玩伴的非竞争性友谊；另一方面，不少留守儿童更是缺乏亲身养育，而只有虚拟的“屏幕玩伴”，非真实体验和脆弱性风险与日俱增。

　　程猛认为，过去城市离乡村的物理距离很远，而现在在屏幕上、网络上，城市与乡村的形态是叠加的，儿童很小的时候就不断在城市与乡村的图景间穿行，精神世界面临着潜在的挑战。

　　“在狂飙突进的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孩子也在经历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机会也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特别是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乡村孩子在吃穿用度、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也逐渐接近城市孩子。”赵章靖说，乡村地区的家长也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

　　“今天的农村孩子，作为乡村独生子女一代及二代，他们几乎承受着来自父母的、祖辈的所有期望，压力巨大但现实的支持却非常有限，这使今天的农村孩子的成长面临着独特的风险。”程猛说。

　　当前，乡村教育如何利用好国家政策红利

　　硕士毕业后，程猛曾在北京市一所高中任教两年。正是这两年的对比，让他感受到了县域高中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少乡村孩子有一种坚韧、争气的心理，父母拉扯我们不容易，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我们要好好考大学，将来回报父母。这样一种朴实的精神，是县域高中不同于城市高中的一种独特校园文化”。

　　“县域高中的生源中，农村背景生源几率大一些，县域高中也会把宣扬或者是把父母的牺牲付出作为激励学生向上求学的一个动力，作为一种刻苦学习的动员。”程猛说。

　　在他看来，相比于许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乡村长大的孩子浸润于乡土社会之中，对大自然有更亲近的体悟。尽管他们在现实的教育和发展资源层面有诸多限制，但能吃苦的韧性、内在的探索热情和想象力等，对他们克服学业困难、取得学业成就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城乡发展的差距、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的差异一方面会带来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催生出非预期的学习韧性。”程猛说。

　　而近年来，为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农村学生上大学，国家持续推进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其中，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自2012年以来，累计录取学生95万余人，形成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并得到了多方认可，调查显示，高校满意度为80%、学生为90%、地方为100%。除此之外，为保障农村孩子上重点高中，也有不少地方实施指标到校政策。

　　“专项计划的实施，对于广大农村孩子来说，是及时雨，是底线保障。”赵章靖说，在当前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发展的背景下，专项计划的实施，是有效缓解“县中塌陷”现象的给力举措。

　　然而，程猛和安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政策的实施中，也有一些孩子“不适应”，甚至退学，这显示出政策意图与教育实践的隐含张力。

　　“这部分进入重点大学、重点高中的‘幸运儿’仍是少数，而教师可能意识不到他们在心理上和学业上的困难，没有及时干预，政策的成效打了折扣。”安超认为，支持性政策的实施，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要真正走进农村孩子的内心，这需要真正懂学生的老师、懂学校的校长和有人情味的管理者，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城乡文化冲击、应对教育的压力。

　　在田野调查中，程猛也接触过这样的个例，作为小镇有名的“读书的料”，不负众望进入名牌大学，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缺乏规划，四年下来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自己非常失望，父母也非常失望，整个人的精神世界都面临着崩溃”。

　　对此，赵章靖认为，在落实专项计划的同时，还应该注重配套措施的完善。乡村学生更需要文化帮扶，具体来说就是要帮助农村孩子学会更好地待人接物、与人相处，心理健康、平衡，不再因贫穷而自卑。“这需要春风化雨到每个乡村孩子个体，让他们更加阳光、积极、乐观、自信，并做到久久为功。”赵章靖说。

　　乡村振兴背景下，该如何支持乡村教育发展

　　近年来，不少县域普通高中出现了优质生源和师资流失问题，办学质量一路下滑，呼吁重塑“县中辉煌”的声音不绝于耳。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出台了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健全教师补充激励机制、实施县中托管帮扶工程等多项利好举措，以促进县中与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在程猛看来，县中振兴，重要的不仅是让多少比例乡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还应该与乡村振兴、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连接在一起，提升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真正实现无论在城还是在乡，都有机会充分发展。如果乡村的孩子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能寻找到就业机会，从事有价值、有尊严的工作，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支持，那么“跳出农门”“跳龙门”就不是唯一的那条路，乡村教育的内卷或焦虑就不会那么强烈。

　　安超则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进县中振兴，不是要办多少超级中学，而是应考虑办一些适应乡土的“小而美”的学校，这也不能只靠政府来做。

　　“政策应该有一些想象力。”安超说，依靠政府全能型的兜底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力量，借助民间“能人”的力量。首先，有很多人或者说已经走出来的乡村人是愿意回馈和反哺乡村的，他们对于乡土的感情始终在，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二，要支持和培育乡村教育家，土生土长的教师和校长是最了解本地的，也是对本地最有感情的，就像乡村教育家张桂梅老师，她帮助1800多个农村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同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公共支持，让更多的乡村教育家在宽松的制度环境中冒出来，才能真正推动实现城乡融合的教育发展。

　　“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其实是一股很重要的支持性力量，而他们的力量、潜力，目前还远远未发挥出来。”安超认为，这需要地方乡镇、县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对这股力量进行一种汇集和整合。政府需要去发掘这些力量，搭建一个双向奔赴的平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田园经济、乡土情怀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乡村需要‘筑巢引凤’，‘巢’不仅是物质上的巢，更应该是制度性的巢，让那些走出去的高端人才、科研工作者、企业家愿意回来，相较于物质，优化基层治理，做好制度建设，才是‘筑巢引凤’的关键。”安超说。

　　从教育领域来说，物质层面，是不断改善乡村的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解决乡村教师的真实困难和需求，让乡村教师没有后顾之忧。而制度层面，是要制定和落实乡村教师的“优师”政策，培育、选拔、晋升、奖励一批真正精通业务又有乡土情怀的中青年教师成为骨干教师，以“专业”为准绳、靠“本事”说话，把人才留住，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

　　程猛则认为，乡村教育的振兴需要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现实的教育层面而言，提高乡村的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办学条件、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和福利保障才能吸引优秀教师加入乡村振兴和教育振兴的大潮。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力量，发现乡村相比于大城市的内在优势，激发乡村的发展能量，吸引更多有才有志的人回流，逐渐弥合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

　　“乡村教育有自身的优势，应该进一步鼓励乡村教育自发探索，发挥基层教育的首创性。”在赵章靖看来，城市文明并不意味着绝对先进，而乡村文明更非代表落后。在现实中，偏重于带有功利取向的“人才”，而乡村文明建设中的“人士”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乡村人士，在当下可以是生活在农村乡镇地区的退休干部、教师甚或乡村医生。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这类人士也值得被重视。（记者：董鲁皖龙、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