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及各省份纪委监委相继推出多部反腐专题片，官员违规大肆举债问题成为不少专题片关注的焦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为“尽快搞副省级”，留下33个烂尾工程；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主政六盘水三年，新增债务1500亿元；剑河县委原书记王勇志，任职前后政府债务余额暴增195倍。透视这些案件，可以看到一些共性问题，引发不少反思。动机上，官员违规大肆举债，多为错误政绩观驱使——为了“急于出显绩”“争取尽快搞副省级”，曹炯芳明知湘潭政府债务已风险预警，明知与中央、省委要求相违背，仍拍板决定违法融资举债，最终导致湘潭债台高筑，陷入“雷区”。“认为离中管干部只有最后一步了，希望搞一些大手笔、大动作，搞一点大动静，这样才能够引起上级的关注”，李再勇不顾当地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盲目举债，心里装的不是当地的发展，而是自己的“发展”。王勇志亦是为了个人升迁，大肆举债搞“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个别官员罹患“政绩冲动症”，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寅吃卯粮，却要由当地老百姓承担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让人气愤却无奈。究其病根，一方面，综观过往案例，对违法举债的官员，多是给予撤职、免职、开除处分，风险和收益衡量之下，就有人在“离中管干部只有最后一步”“搞副省级”的巨大诱惑下，明知违法依然选择“赌一把”。此次曹炯芳成为全国第一个因违规举债，被以滥用职权罪移送起诉的市委书记，就释放了严肃问责的信号。另一方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违规举债之所以于个人升迁有益，在于以GDP论政绩的考核倾向。若将地方债等指标与干部考核挂钩落到实处，“李再勇们”恐难生出“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一拍屁股走人，后边继任者谁来接谁承担责任”等类似“击鼓传花”的推责想法。可行性上，一把手“一言堂”，各级政府为完成任务不惜违法违规操作——未进行科学性论证、缺乏市场调研，明知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符、超出当地财政实际承载能力，错误决策依然能够被执行，说明有效约束不足。时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市长透露，“有些我们也是明确反对的，但是没有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强行拍板、强力推进”就难以避免。建立科学的决策过程，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绝不是一句空话。总的来说，按捺住违规举债之手，要靠官员自觉，也靠外界约束：要让领导干部因问责和考核而“不敢”，因制约机制而“不能”，因正确政绩观而“不想”，避免“政绩工程”“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