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10位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人民军队将领，在这一年平均年龄还不到34岁，他们有的在重大战斗中奋勇抗战，有的在政治工作方面进行创新探索，有的大力开展军事教育，在各自战位发挥着积极作用。

       抗战前线浴血奋战

       30岁的粟裕保存了红7军团的火种，将队伍改编为挺进师并担任师长一职。1937年2月，粟裕率领挺进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在实战中运用“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术，丰富了我军游击战经验。此后，红军挺进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年底，为了更好地培养抗日干部，粟裕又兼任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积极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在浙江平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2月，37岁的徐海东所在的红15军团奉命开赴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国共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出任第115师第344旅旅长，带队参加了之后的平型关战斗。这次大捷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该旅主要负责助攻和阻援，有着“徐老虎”外号的徐海东，身先士卒率领第687团成功抢占制高点。此后，徐海东又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与王震率部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始终活跃在抗日救国的前沿。

       2月，34岁的陈赓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二期学习，并兼任第1队队长。学习结束后，陈赓先后赴宁夏银川、陕西三原、甘肃镇原等地开展敌后工作。红军改编后，陈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率部横渡黄河入山西。并于同年秋，侧击日军对娘子关的进犯，率部发起著名的长生口战役，设伏歼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于黄崖底，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年底，陈赓率部协同第385旅共同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六路围攻”。

       创新军队政治工作

       根据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精神，八路军各部队不再设政治委员。35岁的黄克诚意识到缺少政治委员的危害，提出：“建议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斗争，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并撰写了题为《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呈交上级党组织。其建议很快被采纳，此举对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红军改编后，黄克诚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与时任旅长徐海东共同率部参与敌后游击战争，后陆续参加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31岁的谭政时任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后改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虽未指挥过战役，却凭着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每次打仗前，谭政都会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加油打气。此时的谭政已总结出《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并获得中共中央加按语转发，此文对于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10月开始，谭政起草了诸多文稿和指示，并多次组织各团政治处干部互相学习、互相检查，以此提高政工人员政治素质，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力开展军事教育

       31岁的罗瑞卿在担任抗大教育长及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大批进入抗大。10月，罗瑞卿主持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学习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同时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为增进红一、二、四方面军干部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极大地鼓舞和影响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抗大人自己动手，挖窑洞、修公路，解决校舍困难。罗瑞卿在毛泽东指导下，开始对《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著作进行构思和写作，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29岁的许光达正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汽车训练班学习。11月，伤愈后的许光达拒绝苏联边防军司令的挽留，在组织安排下离苏返国。1938年1月，许光达回到延安，后历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等职，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致力于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许光达在抗大任职期间先后发表《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论新战术》等文章，为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军政干部、探索战争经验、开展军事理论研究等作出了贡献。

       听党指挥服务抗战

       34岁的萧劲光时任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他被毛泽东称为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自2月萧劲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度过了难忘又光荣的8年岁月。8月，在洛川会议上，萧劲光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保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决策。他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终大家都同意了这一意见。这也是萧劲光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八路军成立后，萧劲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将留守在中原地区的部队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担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把整个陕甘宁大后方的安全都交给萧劲光，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信任。

       3月，45岁的张云逸担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4月底，张云逸受党派遣前往广州、香港、桂林、福州、武汉等地开展工作。在华南期间，张云逸指导了滇桂边和琼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积极开展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并赴闽西游击区向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在武汉期间，张云逸参与筹建新四军军部及与国民党谈判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等诸多事宜，并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等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32岁的王树声凭着“一定要回到延安，一定要找到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从祁连山跨越荒无人烟的腾格里沙漠，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回到延安。“人回来了就好”，毛泽东的话让王树声热泪盈眶。这年秋，王树声进入抗大第三期和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深造，并在之后被任命为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多次指挥所部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