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为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封锁，中国工农红军从河南、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出发，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各路红军跨越15个省份，翻越40多座高山，渡过近百条河流，穿越雪山草地，如同滚滚铁流汇聚至陇原大地。在这里，进行了40多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战役，建立了近2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召开了多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做出了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策，并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历程是整个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长征从这里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这里打开。

       入境甘肃急先锋——红二十五军征战陇原

       1935年8月3日拂晓，沉睡的两当县城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一支自陕南而来的红军部队迅速击溃了守城的敌军。一时间两当城内红旗招展，到处张贴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安民告示和宣传标语。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就是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后，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向西战略转移。他们北出秦岭，威逼西安，在获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毅然作出西进甘肃，迎接中央的决定。一路上，红二十五军浴血奋战，连战连捷，顺利进入甘肃境内。攻占两当之后，相继攻克天水北关，秦安县城，经通渭到达静宁县。在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今属宁夏)等回族聚居区休整3天。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红二十五军制定并严格执行尊重回族群众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为红军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一个多月后，在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途经这里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称赞：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水平很高。

       离开静宁后，红二十五军翻越六盘山一路东进，转战在平凉境内西(安)兰(州)公路两侧，与敌军不断战斗，齐腰斩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达18天，为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其间，在大雨如注的汭河岸边，红二十五军与敌人在泾川县进行激烈的四坡村战斗，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在指挥渡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军长程子华负伤的情况下，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过激烈的板桥战斗，翻越子午岭山区，进入陕甘根据地，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带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汇合，成为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支长征队伍。

       从1935年8月2日红二十五军侦察人员进入两当县境内到9月7日离开甘肃，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境内活动了35天，将红军的威名播撒在了陇原大地，有力配合了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

       就在红二十五军即将胜利完成长征之际，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刚刚穿越过被喻为“死亡之海”的茫茫草地，到达甘南迭部县一带。1935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不畏张国焘的威逼和阻挠，毅然决然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11日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先头部队在俄界(今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会合，并于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确定了红军北上，在接近中蒙边境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5人团为红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根据会议精神，部队于13日离开俄界，抵达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口。

       腊子口，在藏族博巴语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这里山峦叠嶂，森林茂密，隘口两边是险要的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这是川西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属于典型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遏阻关口。为了堵截并消灭红军，国民党鲁大昌部在腊子口重兵设防。16日下午，先遣部队红一军红二师四团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发起猛攻，拉开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先后5次进攻。然而敌军碉堡坚固，火力密集，完全封锁了道路，红军无法突破。面对严峻形势，红四团召开党团员火线动员会，制定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组成突击队，分两路向敌人发起第6次进攻。这时，一位被大家称为“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硬是从绝壁攀上了崖顶。他放下绳索，迂回部队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崖顶，山上山下一齐开始总攻。17日晨曦，红一军终于胜利攻占腊子口，打开红军北上的通道，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将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打开了进入甘肃的大门。

       腊子口战役之后，红军乘胜追击90多里，攻占岷县大草滩，翻越最后一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达拉雪山，于18日攻占岷州哈达铺(今属宕昌县)。这是红军长征3个月以来，第一次进驻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繁华集镇。为此，中央决定在哈达铺作短暂休整，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要求供给部给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银元，各连队搞好伙食，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在当地搜集到的《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披露的国民党军队“围剿”陕甘红军的诸多消息，初步议定向陕甘根据地方向前进。同时，在这里正式完成了红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任务。23日，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纵队离开哈达铺，向天水东北方向前进，4天之后到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

       在榜罗镇一所小学校内，部队找到了许多国民党的报纸和杂志，使中央领导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更加清晰和明确。27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红军北上中蒙边境的决定，正式确定以陕甘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28日清晨，陕甘支队冒着蒙蒙细雨在榜罗镇小学西边的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站在茂密的大核桃树下神情激昂地挥动着手臂，他满怀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会场上久久飘荡着他那充满激情的豪言壮语，雨水飘打在红军将士的脸上，但他们却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此后，部队离开榜罗镇，向通渭方向挺进。于29日到达通渭县城，毛泽东接见了驻在这里的一纵队一大队先锋连，他即兴发表讲话，从长征的意义讲到敌人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并用清脆的湖南乡音，首次朗诵他的新作《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深受鼓舞，信心倍增。随后，部队继续踏上向陕甘苏区挺进的路程。10月9日，陕甘支队到达镇原县上庄院、陈家湾一带，进入陕甘苏区的边缘地域。10日，部队在镇原县三岔宿营时，遇到了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的代表。毛泽东看了刘志丹写的亲笔信后，无比激动，他当即登上一个山坡，挥舞着手中的信，向正在休息的红军官兵高呼：“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陕北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现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家欣喜若狂，满含热泪相拥在一起。在接应的人员引导下，部队向环县方向前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陕甘支队分为三个纵队分别行军，19日，三个纵队在陕北吴起镇会合。至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从1935年9月4日红一军先头部队长征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起，到10月16日红军陕甘支队从环县离开甘肃止，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肃共活动了41天。其间，中央召开了3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最终确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使深陷重围的红军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转折。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央决定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积极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战斗，先后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东征的胜利，并于1936年5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实施西征战役，使得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同年7月下旬，西方野战军南下，执行第二阶段的任务——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万里奔袭播火种——红二、四方面军转战甘肃

       就在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时，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分裂主义作祟仍盘桓在川西地区。因其执意南下，致使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怨声载道，追随中央北上的呼声日益高涨。1936年7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7月5日与原属红一方面军序列、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历经艰难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共产国际、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复劝说下，张国焘勉强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7月13日，中央来电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8月3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从包座地区出发进入甘肃境内。8月5日，根据中央指示和中央西北局的决定，红军总部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为继续北上打开通道。

       1936年8月5日至9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成功实施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先后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甘肃南部临时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工委、甘肃省苏维埃政府和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和人民武装活动。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建立岷县、临潭、渭源、陇西、通渭和武山等县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并武装群众打击恶霸地主、官僚封建势力，开展抗日宣传，使红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陇中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红六军8月16日沿达拉河进入甘肃境内，于25日到达哈达铺地区。随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红三十二军陆续进入甘南并继续向哈达铺方向前进。8月30日，中央发布《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要求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相继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红二方面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不顾部队减员很大、未及休整等困难，从9月11日起开始实施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在短短的10天里，战斗部队奔袭前进700余里，相继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西和、礼县、武都及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胜利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并建立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甘南和陇南两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一、二、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的有利局面，形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的有利态势。

       这一局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妄图将红军歼灭于西北。中央根据敌情变化，于9月13日，下达《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集中主力消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但此时，张国焘出尔反尔，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再次阻挠北上行动。经过中央西北局岷州、漳县、洮州三次会议的曲折和斗争，张国焘不得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9月28日，朱德、张国焘等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从30日起，红四方面军战斗部队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通渭等地向会宁方向前进。

       由于张国焘延误时日，静会战役消灭胡宗南部的计划不但没有完成，反而使敌军乘机由西安进至甘肃，致使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部队不得不离开陇南地区迅疾北上转移。敌人觉察到红二方面军所处的不利地位，倾其全力，如洪水猛兽般扑来，致使红二方面军转移过程几乎暴露于敌军的“追剿”中，红军将士在天水李子园娘娘坝、罗家堡盐关镇、甘谷县盘安镇等地与敌军展开惨烈的战斗，并在甘谷、武山间强渡渭河，突破敌机轰炸和骑兵截击，一路血战，向会宁、静宁方向奔袭。

       从1936年8月初进入甘肃到10月中下旬胜利会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征战两个月有余，建立了广泛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把革命的思想和种子播撒在了陇原大地。在这一过程中，红二方面军始终坚决执行中央决策，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光辉典范。红四方面军逐步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使红军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三军大会师奠定了基础。

       长征迎来总胜利——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静会地区

       1936年10月10日傍晚的会宁城格外热闹，灿烂的晚霞把天空映照成红旗的颜色。文庙前的会场上红旗招展，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会”的红色横幅，“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彩色标语随处可见。此前，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向静（宁）会（宁）地区集结，9月30日彭德怀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南下的部署，于10月2日一举攻占会宁县城，为三军大会师打下基础。10月7日，第四军先头部队两个团抵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胜利会合，揭开了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序幕。8日，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到达青江驿、静宁介石铺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师。9日，红军总部到达会宁。

       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代表聚集在会场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将准备好的毛衣、毛袜、手套等慰问品赠送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他们放下背包枪支，相互拥抱问候，会场上盛况空前。会上，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整个会宁城淹没在掌声、笑声、欢呼声之中，雄壮的歌曲、欢庆的舞蹈一直演到深夜，会宁这个陇原小城因此被载入辉煌史册。

       此时，红二方面军正走在赶赴会师的途中。他们成功越过敌西兰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会宁已成定势。15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和红三十二军从通渭县境内向会宁方向前进。红六军由静宁县进入会宁杨崖集、青江驿一线，先后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和红一军团二师一部先后会师。18日，红六军团到达会宁以东的老君铺(今老君坡)，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先头部队第五团会师，在此地暂做修整后，随即开拔前往将台堡(时属甘肃静宁县，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红二军和红三十二军来到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胜利会师。至此，终于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会地区的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从此，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都“转危为安”，迎来了走向胜利的崭新格局。

       甘肃是各路红军长征部队到达最全、活动时间较长、行经地域较广的地区，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全省40多个县区，所到之处皆受到甘肃各族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拥护，书写了一段段传奇佳话，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时至今日，依然指引着甘肃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不断奋勇向前！

       （执笔：王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