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文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位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开国将军。他青年时代不甘当亡国奴，在日本留学时找到共产党，又在党的领导下最终打回老家，实现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初心使命。

我的父亲罗文

　　离家东渡

　　辽宁省凌源市小房申村是我的老家，原为热河省凌源县，村子地处辽西丘陵山地，旧时十年九旱，地瘠民贫。1913年4月28日，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家谱记载先祖自清乾隆四年（1739年）从山西榆次罗家庄闯关东至此落户，一代代耕种经商有成，待到我爷爷这辈生活“自给自足，饱食暖衣”“父母仁祥慈爱，家中和睦可亲”，父亲在1941年写下的自传这样记述。罗家在当地颇有名望，“第一代开荒落户，第二代创业致富，第三代读书入仕”是闯关东人的希冀与梦想，父亲幼少年时在村里读私塾，15岁考入县立初级中学。他品高学优、为人热情有主见，国文、数学、英语、史地各科考试稳居全班前五名，很受老师赏识和同学拥戴。

　　1931年7月，长春发生日本军警枪杀中国农民的“万宝山”惨案（注1），父亲和同学们悲愤至极，集体大哭。他在自传里写道：“中学时代民族意识萌芽，受教员陈敬斎影响很大。”陈敬斎，黑龙江人，教数学和地理，“九一八事变”爆发，陈老师在课堂上历数日本种种侵略罪行，痛很蒋介石不抵抗，拥护马占山率部打响江桥抗战（注2），声泪俱下，表示自己坚决舍了母亲、脱离学校回黑龙江家乡参加义勇军抗日。“这一行动感动了全校学生，大家都捐助自己所有的金钱来帮助，并由同学会发起共同负责任代养陈教员的母亲。”（父亲自传语）父亲激动不已，从《大公报》上剪下马占山戎装照片贴到教室墙上。青年时的父亲受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影响很大，立志投身教育强国，1932年夏中学毕业后报考长春第二师范学校。民国师范学校免学费并提供食宿，入学竞争之激烈相当于清末科举考试。父亲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县城和老家引起轰动。

　　1933年3月，日军攻占凌源县城，打碎了父亲教书育人、教育强国的梦想。他“亲眼看见活埋中国人，刀砍中国人，放狗咬死中国人”等日本鬼子的恶行，愈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仇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本是耕读传家祖训，但亡国灭种的危机让父亲立志学军报国。

　　机会来了。1933年冬，恰逢“满洲国文教部”在东北招考第二批官费补助留日生，相传这批留日生将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父亲觉得这是个学军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绝好机会，于是在师范学校只读了一学期就去省城承德报考同时被录取，开始走上投笔从戎道路。

　　1934年4月，父亲告别家人，离别沉沦的东北，从大连乘船东渡，开始了留日学习生活。

　　“金兰谱”与“读书会”

　　父亲在日本横滨上岸后，由“满洲国”大使馆介绍来到位于东京市郊世田谷区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补习日文，兼学英文、数学和军事知识，按规定中国留学生须在此学习一年，然后转入校本部学习继而报考士官学校。“满洲国”文教部给每个学生每月发25元补助费，学生要到大使馆去领取。

　　那时的日本东京是一个丧失公理和理智的狂魔，弥漫着对外战争叫嚣和对内森严统治的恐怖。日本当局对来自“满洲国”的学生严加管束，还派出特高课收买留学生中的败类暗中监视。青年学生中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和汉奸头子的少爷小姐占相当一部分，他们除了吃喝玩乐自寻麻醉外别无他事，还岐视包括父亲在内的来自农村、用功学习的同学，管他们叫“白帽子土货”。父亲自传里写道“稍有正义感、民族意识强、有血气的青年就被他们的言行气炸了肝胆，这时我们几个乡下出身的白帽子土货就结成一团了，于是每天吃完晚饭后实行野外散步交谈抗日宣传运动的经验和事实。”

　　经常在一起的六七个“白帽子土货”中有一位同学叫王岳石（注3），比父亲早入成城学校，公开身份是学生，实际上是共产党员。他祖籍辽宁辽中，1932年加入共产党，来日本前曾在北京、上海做过抗日工作，参加过学生运动。当时，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留日学生中秘密成立了名为“东北青年解放社”的党的外围组织，目的是团结教育爱国学生，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党的抗战主张，培养抗日斗争新生力量。之所以用这个名字，一是因为留学生中东北籍青年居多，有利于吸引团结爱国青年；二是因为当时东北沦陷，要收复东北。后来，在“东北青年解放社”的宣传组织下，留学生中很多人回国抗日，加入革命队伍，有的还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王岳石是“东北青年解放社”领导人之一，也是军事组组长。

　　几经接触，父亲引起了王岳石的注意，他发现“罗文是当时留学生中最纯洁、热情、爱国的青年”（王岳石所写证明材料语）。学校的学生宿舍楼名为“寄英斋”，是单人间，王岳石常以补课为名约父亲到宿舍房间密谈。父亲向他倾诉了自己不甘当亡国奴，学习军事以抗日救国的留学目的和志向。王岳石连连称赞说：“你想得对，是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他向父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中国东北战争的根源和阴谋，分析了国内的局势和趋势，说道“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丢了东北，现在日军步步紧逼连关内都危险了，可蒋还在“剿共”打内战，对日本一让再让，这样下去中国非亡不可，要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只有靠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年轻的父亲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而响亮的名字。父亲信服王岳石的见地主张，敬佩王岳石的为人品格，把他当作自己效仿的榜样，心里认定王岳石肯定就是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是收复家乡、拯救危亡的希望所在，苦苦寻找的抗日救国的曙光出现在了眼前。1935年4月，王岳石从成城学校本部毕业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父亲也从留学生部升入校本部学习。“白帽子土货”分手前，王岳石从街上买来5份金兰谱（系旧时用做结拜兄弟姐妹的帖谱），与包括父亲在内的4名爱国进步同学结拜为异姓兄弟，立誓从今以后“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父亲后来才明白王岳石的这个举动是在敌对国家白色恐怖之下党团结组织爱国进步青年的特殊方式。值得交代的是，后来5位“异姓兄弟”中有一人留在了国民党，一人失去联系，王岳石、金浪白（注4）和父亲始终以兄弟相称，革命情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离世。

　　在校本部学习的时候，父亲参加了东北青年解放社组织的读书会。读书会组织是公开的，但参加人员需经遴选，解放社以读书名义召集爱国进步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读书会里，父亲学习了党组织秘密送来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唯物辩证法》，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还看到了党组织秘密油印的宣传册子，知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消息。

　　受派遣入奉天军校被开除

　　父亲到日本留学是为了投考陆军士官学校，但报考遭拒绝，理由是“满洲国学生无资格直接报考，只有经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并保送方可入学，中国学生则可直接报考”。父亲再次尝到亡国奴的屈辱滋味，内心被深深刺痛。

　　这时国内局势日趋恶化，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父亲没有心思读书，而是急于学军救国。1935年8月间，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招生广告：“满洲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留学生中招收学员，学制一年三个月，食宿公费，毕业后到“满洲国”军队当少尉军官，成绩优秀的可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父亲眼前一亮，马上找到王岳石要求趁机回国学军事，出于将来打入伪满军队开展工作，或伺机拉队伍投奔抗联，如不行就回来报考士官学校的打算，王同意了父亲的请求，派遣父亲回国。于是，父亲经“满洲国”驻日使馆武官处考试被录取，瞒着校方偷偷回国。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系伪满陆军部统辖，设在沈阳（旧称奉天）东大营，校长是中国人丁汀少将，教官多为日本军官，分步、炮、骑（兵）诸科。训练对象分两部分，一是日系，为日本关东军拟任候补军官的中上士士兵；二是“满系”，为“满洲国”18至25岁青年学生。父亲学的是步科。因从日本回来没赶上3个月的入伍教育和新兵训练，一上来就是极完备、严格的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无异。从单兵射击、投弹、刺杀到班排攻防指挥演练，父亲尝到日本教官用军刀敲头、皮靴踢腿之苦，“成绩上常列前茅，在迫击炮实弹射击指挥中受到了日本指导官河马中校的队前奖励”。学校还对学员进行“精神讲话”，宣扬灌输“王道乐土”“日满协同”“联华防苏”“绝对服从”等理论。可这些对父亲恰恰起到反作用，他在自传里写道，“亡国奴教育并未混乱我的民族解放思想，反而更增加了我对日伪的仇恨，更看破鬼子的企图，也更坚定我一定抗日、一定报仇、一定学武艺本领的决心。”就在临毕业前5天的晚饭前，校方突然在大操场上集合全体人员宣布“满洲国军政部”命令，开除父亲的学籍军籍，当场摘下领章肩章限当天离校回原籍，并永远不许在满洲国军队做事，此事震惊全校。为什么被开除？没有说明原因，父亲不能也不敢问。学校里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有民族心有正义感的青年，平日里对父亲的为人、见解和成绩都很佩服。队长张中校仇恨日寇，对学生特别好，曾多次私下和父亲谈前途出路，晚上父亲偷访张队长，张判断可能是被查出来政府公费留学生不经批准擅自回国所致，主张父亲到内地去实现理想抱负，还给了10元钱作路费。开除命令是晚饭前宣布的，因学校驻地偏僻，当晚值日官赶巧又是中国人允许明早再走。第二天一早趁长官开晨会之机，父亲所在的步兵队130多人避开耳目聚到教室开了十几分钟的送别会，纷纷说了很多安慰和鼓励父亲的话，还凑出160多元的回家路费送给父亲。父亲“当时激于情感刺动了民族心弦，我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着说明志愿去向，一定不做亡国奴，一定要反满抗日，为民族独立血干到底！百多个同学不流泪者很少，于是同学们当场捐钱相助。”

　　在紧张的气氛中，父亲被几个警士名曰照顾实为看押送到火车站，交站上转送老家。凌源县日本参事和伪县长给了两条出路要么来县里做事，要么再去日本上学但无补助费。父亲坚决不答应给日本人做事，决意再去日本，他发电报给王岳石征得了同意。可是受了此番惊吓的家人说什么也不允，奶奶苦苦劝留，爷爷不给分文费用，都没能改变父亲抗日救国的决心。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违背“躲避乱世，支撑家业”的父命，心里暗暗与家人诀别，靠王岳石等人凑出寄来的路费再渡日本。

　　“回国！回国！”

　　父亲再次来到日本，以“罗三畏”的假名在伪满洲国大使馆登记注册，考入东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课余时间都用来参加每周读书会活动，潜心研读马克思学说、列宁概论等经典著作，还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看《大公报》《国际知识》杂志，提升素养，拓展眼界，“初步有了明确的阶级概念，情绪高极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和读书会同学们天天密切关注国内事态变化，王岳石悄悄送来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声明等翻印文件，父亲和同学们看到了方向和希望。父亲把王岳石当作自己的引路人，对共产党的信仰因眼前这个党员的行为影响而更加拥护与坚定，并渴望加入共产党。1937年初的一天，父亲郑重地向王岳石提出“我能否加入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加入”，王高兴又诚恳地对父亲说“亲爱的弟弟，你好好学习吧，今年暑假想办法回国去，到陕北入红军大学学习就能实现入党愿望”。父亲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企盼暑假尽快到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父亲和读书会的同学们再也坐不下来读书，在东北青年解放社的动员下纷纷要求回国抗日。可是，伪满政府严令禁止留学生回国，对学生重新审查加强控制，宣布对擅自回国学生不仅杀全家，还要杀三户保人，即所谓“三家连环保”政策，并且已有过血淋淋的先例。日本特高课也加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监视监查。凌源县留日学生就父亲和伪县长儿子俩人，全县都知道，父亲又被伪满军政部开除过，回国要冒生命危险。“查出来就死，查不出来就跑！”父亲“冒九死一生之决心”，义无反顾。父亲前后3次跑到中国驻日使馆办回国证明和手续都没办成，最后王岳石想方设法托门子送礼才为父亲和几位“满洲国”同学用化名和假籍贯办成了回国手续。为不被敌人“一网打尽”，大家商定分期分批回国，父亲和另两位同学是最后一批走的。1937年9月18日，父亲假称去东京都大岛町赏红叶向学校请了一个月假，躲过日本特务和刑事警察的几番盘查，终于登上由横滨驶往上海的不列颠皇后号邮轮。坐巴士到码头时，父亲和同学忐忑不安拎起皮箱就走，突听背后有日本人大喊：“站住！站住！”大家惊出一身冷汗，是不是行动被发现了？掉头一看原来是匆忙中有同学拿错了箱子被失者追讨上来，虚惊一场。

　　邮轮驶离日本领海前，随船巡查监视的日本警察和特务下船撤走了。父亲和同船的60多位爱国学生发起组织“留日学生归国赴难团”，父亲自荐任宣传股长发表抗日演说，与船上亲日分子辩论，为抗日将士募捐。船上四五百名归国留学生和乘客大多积极响应，激昂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歌声回荡海天。

　　因上海沦陷，邮轮被迫改停香港。父亲和同学们从香港一路宣传抗日到了广州。父亲给先回国的王岳石连发9封电报，还在报纸登出“寻人启事”，都没有回音。先后回国的学生七八百人被国民党政府悉数带到南京孝卫陵“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归国学生特别训练班”受训，防止他们去“共区”，受训3个月后分到国民党部队工作。训练班上，国民党大佬陈立夫讲他的哲学观，汪精卫讲他的“抗日救国”论，还有简单的军事训练。父亲借此了解了国民党的一些情况，看到有的学生对此很接受，有的很抵触，“中途逃跑的很多”。

　　等到第22天，父亲终于收到已任热河先遣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王岳石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父亲回电告王设法帮助他们3人脱身。不久即收到王寄来的委任状和路费，任命父亲等为该部少校参谋即刻前来报到。其中曾在日本结拜“兄弟”的一位同学想留下学军事，父亲和另一位同学则请了假准备上火车离开，但被几名手持自来德（一种德国造手枪）的宪兵追了回来。训练班总队长郝鹏举（注5）看中了有才华的父亲，便亲自来谈话，先威吓说：“有人控告你要去共匪区”“思想不纯，不允许走”，后又利诱道：“在这边保你3个月后也当少校，年轻有为的时候正应该好好地想想，何必一定跑去西北当共产党呢？”最后板着脸厉声喝道：“给你3分钟时间考虑！”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分钟也不用考虑，我回国抗战别无他求，什么西北啦少校啦都不管。我是东北人，要和热河先遣军打回老家去，非去不可！”郝见父亲如此绝决再无话可说，不得不换了口气说：“好吧，你去吧，但有两件事，一是别说国民党坏话，二是想回来时就回来，绝对允许。”不得不放行。父亲在自传中嘲讽道：“可见国民党特工技巧的一般。”

　　1937年10月，古城西安。在北大街通济坊王岳石姐姐王金蓉家一个僻静小院里，历经艰险、苦苦追寻的父亲终于和王岳石又见面了，父亲喜极而泣，感叹道：“这是我对自己斗争最尖锐的一段。”

　　“抗大”入党

　　父亲经王岳石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先被分配到陕西三原“安吴堡青训班”第一二期学习和任教，后被派往河南郾城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干部训练班负责训练工作。不久，日军进犯中原，局势再度恶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训练班停办，人员转入延安抗大，待机挺进东北收复失地。1938年3月，父亲带领训练班部分人员千里跋涉来到延安。

　　到延安后，父亲被编入抗大4期2大队直属区队（高级军事队）学习，没等到年底毕业，即于7月任5大队军事干事，9月任抗大训练部军事助理员。1939年5月奉命组建3分校直属2队即东北干部队，任副队长，队长张学思（注6）、指导员高存信（注7）。全队80余人，大部分是从河南郾城训练班来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抗大等延安各学校的选调人员，以及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介绍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多为东北籍人，计划经一定时间训练后开赴冀东打游击，伺机挺进东北。

　　父亲在延安抗大的两年半时间里一边学习一边任教，和同学们一起打窑洞、开荒生产，按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学习了敌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斩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所有这些更加坚定了他的理想信仰和精神动力，同时被组织重视使用发挥出学识才智。父亲的自传里写道：“到了自由的民主圣地，正是延安的黄金时代，党温暖可亲，老干部十分可敬，感觉快活极了。”父亲入抗大50多天后即于1938年5月，经所在区队指导员许兴华等介绍，在窑洞里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终于实现了祈盼已久的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心愿，那一年父亲23岁。

　　家门口打鬼子

　　生于斯、长于斯，报效于斯。冥冥中似有神奇机缘把父亲和家乡东北交织交融在一起。

　　1943年3月，“五一”反扫荡负伤、任吕正操司令员麾下作战科代科长的父亲被任命为冀中军区17团参谋长。还没走马上任，冀中区委书记、军区政委程子华找父亲谈话，告诉他晋察冀军区决定抽调一批具有战斗和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到日伪统治区开辟工作。程政委风趣地说：“老罗，你别骑马了，走着吧！”（那时团以上干部才配骑马）经过20几天地下工作训练，父亲一行人从河北平山苏家庄出发北行来到关外河北青龙县（当时属热河省）老岭山下的花厂峪靴脚沟村。这时，冀东区委书记兼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李运昌把父亲留下做军事工作，任冀东军分区第七武装地区队队长，一年后改任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书记兼七区队政委。青龙与凌源两县交界，父亲带部队常常到凌源活动，因为在家门口打鬼子，为了不连累家人，父亲化名刘峪光。凌、青、绥是我敌后战场最东北端的根据地，也是唯一在关外开辟并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根据地，还是将来我军挺近东北收复失地的前进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最前哨”。重重大山深处的小村子花厂峪靴脚沟是联合县工委、办事处和七区队所在地，也是根据地的中心，这里曾有冀东第一所党校，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和仓库，享有“铜墙铁壁花厂峪，固若金汤靴脚沟”的美誉。父亲指挥的七区队由冀东军区12团1营编成，最初3个连400多人，后除3个连外，还增设了机枪排、通信排、警卫排，共600余人，在父亲任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十余场战斗，打得敌人惶恐不安，闻风丧胆。七区队战斗过的河北秦皇岛，辽宁朝阳、锦州地域至今还流传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如今的花厂峪成了远近闻名的秦皇岛旅游观光和河北省红色教育基地，一“红”（红色历史资源）一“绿”（绿色风景资源）助推531户乡亲们致富，2017年实现了全村整体脱贫。

　　夜袭柳江煤矿是七区队成立后打的第一仗。1943年7月23日深夜，七区队打下了秦皇岛以北日伪控制下的柳江煤矿，歼灭日军40余人，伪矿警百余人，缴枪200余支，炸药2万余箱，炸毁发电设备和仓库，使煤矿彻底瘫痪不能生产，保护了我们的煤炭资源不被掠夺。战斗中1连连长李德修和几十名战士牺牲，损失沉重。

　　花厂峪长城关口阻击战是七区队最凶险、惨烈的一仗。柳江煤矿被打瘫让敌人气急败坏，同年9月17日调集日伪军500多人进剿花厂峪根据地，企图拔掉这颗“眼中钉”。父亲决心利用敌必经之路花厂峪长城关口的有利地形打一场阻击战。下午3时许，400多人的伪讨伐队在前，50多人的日本兵居中，另50多人伪国兵殿后，还有驮运重武器、弹药和给养的100多匹骡马，指挥官是日军松本少佐。七区队事先派出扮成农民的侦察员，把敌人引入预设战场。父亲一声令下，担任正面阻击的3连首先开火，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狂风暴雨般射向敌人。敌人猝不及防倒下一片，回过神来立即架起迫击炮和十几挺轻重机枪疯狂向我军阵地开火，三连被迫退到第二道防线。敌人一时得逞，在城墙上凭借优势火力压制我军，企图掩护大部队强行冲过关口。这时父亲命令1、2连从两侧突然开火，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冲锋号响起，指战员们从南、北、西三面冲出来反击，夺回了3连原来的阵地。战场出现片刻寂静，敌人调整部署，担任前锋的讨伐队换成后卫，日军和伪军变成前锋，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呀呀”嚎叫着冲杀过来，3连再次被退到第二道阵地。敌人在占居的城墙垛口架起轻重机枪疯狂扫射，用迫击炮、山炮压制南北两侧我1、2连阵地。我军几次反击都没成功，5名战士和1名排长牺牲。擒贼先擒王，3连连长周子丰急中生智，命令两名枪法好的战士瞄准挥着指挥刀的松本交替射击，最后射中他的脑门，他当场落马毙命，敌人立时慌乱，火力弱了下来。几名战士趁机悄悄摸到敌占据的城墙跟下搭起人梯，把敌人火力最凶的一挺重机枪从垛口硬拽了下来，顺势塞进一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敌人的机枪不响了，手榴弹发出“轰”的巨响，6名战士随着爆炸英勇牺牲。“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冲啊！”父亲乘势指挥全部人员冲出掩体反冲击，密集的火力和怒吼的杀声令敌胆寒，在山沟峡谷里人畜拥撞，乱作一团。晚7时许天黑下来，双方都停止攻击，战场突然静了下来。11时左右，父亲带领部队悄无声息地撤出阵地。敌人毫不知晓，第二天天刚亮就向我军阵地一通狂轰滥炸，然后组织冲锋，却不见我军踪影，不知虚实只好撤兵，清剿我根据地的企图落空。此战毙敌100余人，后来才知道被击毙的松本少佐是日本天皇的亲戚。

　　龙头伏击战是七区队缴获最多、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青龙县三星口乡龙头村，因村前有一座酷似龙头形状的山而得名，蜿蜒曲折的山沟里一条从辽西建昌通往冀东青龙的公路贯穿其间，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43年10月，“满洲国”西南防卫司令部从锦州、朝阳、青龙境内征招1000名新兵组建4个讨伐大队，与现有日伪兵力合起来对付七区队和游击队，摧毁我抗日政权和根据地。敌人计划从辽西建昌用征召的120辆胶轮马车运来武器装备和物资到青龙龙王庙乡，派200名日伪军武装押运。为确保运输安全，敌人召集沿途各村甲长紧急开会，要求严格保密、严加戒备。龙头村伪甲长张书阁是我党地下交通员，散会后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七区队。“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父亲立马拍板在龙头伏击截获这批军用装备和物资。为确保胜利，上级冀东军区派2个连及2个区小队境援，由父亲统一指挥。父亲迅速召开战前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对地形利用、兵力配置、战术协同等作了周密部署。参战部队趁夜晚埋伏在公路两侧制高点和沟谷，把守公路南北进出口，张好网就等敌人来钻。第二天上午8点半左右，敌人长蛇般的大车队出现了，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父亲果断下令开火。把守公路进出口的部队立即堵住口子，两侧山头沟谷密集的弹雨向敌人横扫过去，冲锋号吹响，指战员们如猛虎下山突入敌阵来回冲杀。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下逃窜。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两个小时，除1辆大车侥幸逃脱外，119辆大车全部被截获。我以5名战士牺牲的代价，毙伤日伪军45人，俘敌101人，缴获机枪12挺、步枪1300余支，子弹1400箱，粮食3万斤，黄布200匹，还有满洲币、鸦片等大量物品，堪称大捷。这些战利品对条件艰苦、物资极缺的抗战军民如雪中送炭，七区队和所有参战部队受到冀东军区通令嘉奖。事后惨败的敌人疯狂追查，共产党员张书阁遭汉奸告发，被抓起来严刑拷问，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凶残的敌人拖在马后活活拖死，壮烈殉国。

　　父亲和战友们在凌、青、绥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主，打击长城以北50公里内的日伪军，同时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反“集家并村”、反经济封锁，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巩固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建起连接华北与东北300公里长的秘密交通线，还团结争取当地有爱国心、民族感的失掉组织的国民党员和乡村士绅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山协会”，参加支援抗战，根据地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指战员们和乡亲们称父亲是“会做地方工作的部队首长”“会打仗的工委书记”。

　　父亲经常带领部队离开根据地楔入伪满境内，在千里长城沿线独立作战，条件异常艰苦。他在1952年第二份自传里写道：“部队在东北严寒期40多天未进过村庄，更未住过房子，都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自筑穴洞临时居住，就那样每日也得活动转移，否则有被歼灭危险。吃的更是困难，部队由关内一出口就自背上7天粮食，吃完后运输不上就得挨饿，而在山上吃野菜、吃苦杏仁。有的同志被活活毒死了。”他自我总结道：“无论任何惨痛情况下都坚决而勇敢地完成了应做的工作，在军事上、政策上、对敌斗争艺术上均得到极大收获与教育。”

　　“打回老家去！”

　　父亲自传记述，“当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到了东北，组织确定我带部队带电台出关迎接红军，那种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虽说日本鬼子投了降，但山海关以东地区日本军伪国兵是相当多的，那个地区从未到过我们部队，那时碰到还是激烈战斗的，不管如何艰苦，我带一个连偷过长城线伸插绥中区联络红军。”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攻入东北。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李运昌司令员领导的冀热辽军区紧邻伪满洲国，奉命分东、中、西三路进军东北夺取承德和山海关，配合苏军作战接管东北地区。父亲所在的第十六军分区部队作为东路部队第一梯队进军东北，成为我军最先挺进和收复东北的部队。分区曾克林司令员、唐凯副政委交给任副参谋长的父亲一项重要任务：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作为先遣队先于大部队出关，侦察辽西敌情并与苏联红军联络引导其入关进占北平。这样父亲率领的先遣队就成了我军挺进收复东北的先锋。

　　8月27日，父亲带领侦察排长刘九红和12团5连从山海关下的榆关镇出发并从长城九门口出关，沿北宁线寻找苏联红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14年了，父亲离开家乡投身抗战也11年了，今天终于作为胜利者回来了。父亲带着部队一路侦察敌情还不时与小股顽抗敌人交火战斗。

1945年9月，父亲实现了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心志，在沈阳照相馆拍下这张纪念照

　　8月29日，当部队行至关外第一县辽宁绥中县前所镇时，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支苏军侦察分队乘一辆卡车迎面开来，车后还拖着一门火炮，为首的是少校营长伊万诺夫。这支部队属苏外贝加尔军区第17集团军的先遣队，是从蒙古突破日军防线进至绥中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部队迎上去，递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用俄文写的军分区慰问信。苏军少校营长表示感谢但不谈任何情况，示意父亲去设在县城的苏军指挥部接洽。父亲带队赶到县城，带连指导员和警卫员找到苏军指挥部与一苏军上校会面，再次宣读慰问信，表示代表八路军总部欢迎苏军入关作战。在随后的互相介绍情况中，父亲得知苏军根据美、英、苏三国签定的《波茨坦公告》进军至山海关即停止不入关，他们只攻占了一些大中城市并未解除日伪军武装，这位上校还要求与军分区领导会面。后来才知道，波茨坦协定是美、英、苏三国对战后欧亚战区各自势力范围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是背着中国签定的，无论国民党和还是共产党都不知晓。父亲察觉出苏军战略计划与我党我军借其收复东北、引其入关作战的谋划大相径庭，这个情报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不仅军分区甚至党中央、八路军总部都不知道。事关重大，父亲立即写信，派侦察员速速送交至军分区领导。

　　经父亲联络，8月30日上午曾克林司令员、唐凯副政委率军分区主力部队到达前所镇与苏军会师，并于当天下午协同作战攻克了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冲山海关，为后续更多部队进军东北打开了通路。9月4日父亲带领的先遣队与军分区大部队在绥中会合。

　　9月5日，军分区部队乘火车到达沈阳（当时称奉天），第二天军分区司令部搬入沈阳市公署大楼（现沈阳市政府办公大楼）。按苏军提议，军分区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接管接收，沈阳卫戍司令部挂牌，父亲任军分区参谋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主管对外联络和扩编部队。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7天内就兵分五路，沿北宁、南满、安奉、中长等铁路迅速接管辽宁大部和吉林部分城镇，收缴日伪武装和物资，扩编部队。仅3个多月时间，军分区部队就由出关时2个团4000余人，发展成9个旅7个独立团70000人，还在本溪利用收缴日军装备组成我军第一个航空总队及航校，东北我军第一个炮兵旅和坦克团。东北老百姓把16军分区传成“八路军来了16个军！”

　　9月15日，应中央要求，曾克林司令员同苏军全权代表卫斯别夫上校乘苏军飞机到达延安。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中共中央代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司令员关于我先头部队出关情况以及所掌握的苏军战略计划的汇报。经毛主席、周副主席同意，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战争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的配合斗争，那我们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毛主席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期间讲话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建立，为最终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父亲1946年12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参谋长，在四保临江战场指挥作战

　　国难当头，国家危亡。同千千万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样，年轻的父亲以不甘当亡国奴而起，又以找到并加入共产党而兴，实现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志向抱负，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信仰。父亲从找党到入党的4年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艰险，面对了太多的人生诀择：赓续家业还是以身许国，追求功名利禄还是自甘寡淡清贫，偷生苟活还是不惜流血牺牲，盲从谬论还是笃信真理，跟随国民党还是跟定共产党……父亲其心昭昭，其志铮铮。自传里，父亲用平实的文字对自己参加抗战和入党的经历这样写道，“我的学生生活是很丰富很生动实际的，是经过艰苦的斗争的，唯一的特点我是能坚持的。”50多年后，父亲耄耋之年患上认知障碍症，时有幻觉错觉，把白天当晚上，把家当办公室，还不住喃喃自语。记得我守在父亲身边的一天，他突然扬起手臂大声说道：“干革命一干到底！”我立时被震惊了，眼泪止不住涌出来，“坚持”“干到底”，对党的忠诚、对理想信仰的执着深深植在父亲的灵魂中。（解放军退休干部罗亚军）

父亲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1953年11月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合影

（前排左起：刘何、张水发、张震、张南生、杨得志、邓华、李达、王蕴瑞、吴先恩、罗文）

　　注1：万宝山事件，1931年5月黑龙江省万宝山村一带农民与在此租种土地的朝鲜农民因筑渠占地发生纠纷，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到场镇压，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之后在日本和朝鲜煽动排华暴乱，造成中国侨民死伤400余人，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全朝鲜三分之一华侨被迫回国。日本领事“欢喜连呼万岁，我等永久死守该地”（指强占中国万宝山一带的土地），为随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制造舆论。

　　注2：马占山，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1931年11月4日率部打响阻击日军进攻的江桥抗战，随即通电全国抗日。

　　注3：王岳石，辽宁省辽中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解放军旅大警备区顾问，1994年逝世。

　　注4：金浪白，黑龙江省安庆县人，1912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共产党，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1989年逝世。

　　注5：郝鹏举，河南省灵宝县人，1903年生，1927年苏联红军学校结业，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团长、副军长，抗战中投日，日投降后任国民党军司令反共，1946年1月迫于战场形势率部起义后又叛变，被解放军俘虏后在逃跑中被击毙。

　　注6：张学思，张学良胞弟，辽宁省海城县人，1916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70年逝世。

　　注7：高存信，辽宁省开原市人，1915年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199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