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与西征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发布《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
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在红都军民热烈欢送下从瑞金出发，按预定计划东进福建，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七月下旬进占闽中大田县城，随后获得尤溪口和樟板湖战斗胜利。7月30日晚，在红九军团掩护下偷渡闽江成功，胜利完成第一步计划。在出动之前，中央为红七军团在瑞金赶印了一百六十余万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
北上抗日先遣队有力宣传了中共中央北上抗日主张，吸引和调动了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由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六军团已处于危险境地。为保全这支红军部队，同时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下达《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央和军委作出这一决定有如下的目的：“（甲）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乙）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他。（丙）尽量的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革命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西征的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全军团辖第十七、十八两师，近一万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八月中旬，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8月23日到达湘西南零陵东北地区。随后，红六军团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九月上旬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10月24日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军第三师（原红二军团）会师，胜利完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任务。
红六军团此次突围西征，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战略转移，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掩护、侦察、探路的作用。
决策与部署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陷入困境。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根据共产国际1934年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秦邦宪）、李德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9月17日，博古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出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实施战略转移。这一次请示，比之五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要直接、明确、迫切得多。电文如下：“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十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九月底（原文如此）作出最后决定。”
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至此，经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
从1934年六月底七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1934年5月14日，中革军委发表《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中国共产党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群众面前，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要求全体赤少队员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给这一战斗号召，以布尔什维克来回答！”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要求“各省委各军区动员武装部分配给各县的数目，各县应争取全部在9月27日以前完成”“要把军委的命令在赤少队中进行讨论，必须注意到在广大群众特别是赤少队的群众中鼓动他武装上前线的热潮”。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走上前线”。到1934年9月27日，实际完成18204名。
组建红八军团。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1934年9月21日发出《关于红二十一、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及其任务致周昆等电》，“二十一及二十三师合编为八军团，并以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八军团的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敌人向古龙岗前进，并进行局部的反突击来削弱敌人。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兵力”。
1934年9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一个信号。
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在这份手工绘制填写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逐日任务及行军驻地路线、地域，以及各部队间的联络方法等，文字虽然简练，但规定的行动十分具体，甚至指挥到师、团一级的动作。命令明确了军委纵队每日行程。
《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色政权和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的“总命令”。这份“行动日程表”计划周详，充分表明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红军并没有慌乱，并且制定出周密的突围转移计划，有力地证明红军长征是有组织的战略转移。
出发与留守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颁发第五号命令——《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命令明确纵队组成人员和司令员：“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之野战军同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为使纵队顺利地遂行任务，命令规定全体人员必须彻底了解和执行：“保持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应严格遵守集合和出发时间及行军次序，不得迟缓和紊乱”。附表内容详细，纵队下辖四个梯队。规定了出发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第一梯队10月10日17时由梅坑出发，第二梯队10月10日18时由田心圩出发，第三梯队10月10日18时由石门圩和洋溪出发，第四梯队10月10日17时由九堡圩出发。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统一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一点六万余人坚持斗争。
1934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下发《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明确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解释主力红军在敌人背后的反攻是可以吸引极大部分的敌人离开中央苏区，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通过解释与教育，“把全党同志和睦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坚持的有毅力的为着中央路线而在艰苦中奋斗，为中国革命与历史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