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出的记者乔伊·荷马到达中国，跟随美国卫理公会医疗传教士罗伯特·布朗领导的医疗调查小组，从温州港入金华，一路穿越烽火线，造访多个城市，最终于1939年夏季抵达延安。1941年，她将这次中国之旅写成《在中国看见曙光》。身为基督徒、医疗调查组成员、战地记者，荷马的三重身份使其观察视角别具一格。年轻的共产党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赴中国采访前，荷马已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有所了解，很多报道上将他们形容为“现政府的反对者”“蒋介石未能清剿的敌人”等等。可是，当荷马采访卫立煌、阎锡山等“剿共”将领时，却惊异地发现，卫、阎麾下不仅有很多共产党员，二人更是对这些青年赞不绝口。实际上，1936年底至1939年初，党中央设立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通过游击战、根据地、统一战线来坚持华北抗战的构想已逐步落地。奋斗在最前线的正是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1937年4月，赵荣声等燕京大学学生循着埃德加·斯诺给的路线图赴延安考察，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并秘密入党。1938年初，卫立煌造访延安，主动提出要学习八路军政工经验，还请“安徽小同乡”赵荣声到战区总司令部任秘书。八路军如何做到“打不散，打不垮”？朱德曾告诉卫立煌“讲政工，有群众”。于是，卫立煌经常要与赵荣声进行探讨，“关起门来研究八路”。他在二战区总司令部驻地，按八路军办法组织了“战地工作团”，带着国民党士兵搞内务、贴标语、挂地图，每天下午五点全体官兵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战地工作团给基层军官搞培训，直接用隐去作者姓名的《论持久战》。那些战地工作团成员，实际都是延安总政治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选派的“陕公”“鲁艺”“抗大”毕业生。之后，卫立煌部与日军在中条山尾段垣曲县反复拉锯，战后恢复秩序、稳定民心的工作也交给了工作团。他们以三至七人的小队出动，遍贴告示、搞流动宣传；召开座谈会，让卫立煌与本地百姓面对面谈话，告知以军队抗战、不扰民、扰民可举报的纪律；展示战利品和战地照片，搞群众大联欢。一个月后，数百个跑进山里的青壮年回了家，乡亲们通过新建的交通线，随时可知晓日军到了哪里，人心稳了，后方大了，前线作战也更加顺利。1939年3月，荷马到达卫立煌洛阳驻地时，工作团已在重庆的压力下解散。但是，卫立煌仍与共产党军队保持着联系，他对荷马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些共产党员。他赞成共产党的作战判断：日军即便能渡过黄河，也注定打不赢这场“没有后方、没有民众支持的战争”。1939年5月，荷马见到了阎锡山。阎锡山笑称“我的部下接受的是北方共产主义者的训练，个个训练有素”。荷马也发现，在“阎锡山的地盘”，身穿褪色八路军军装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这个营地里众星捧月的明星”。她评价这些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作为国民政府委派的医疗调查小组，荷马一行肩负着考察汇总各地医疗需求的任务。一路走来，大多是缺医少药、流行病肆虐、外科医生极度缺乏的情形。可当她走入延安中央医院时，眼前的景象大不相同：“一间间崭新的病房、实验室、手术室，里面还配备有X光仪器”。这让荷马非常好奇，为什么“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其实，1937年中央进驻延安后，医疗机构缺人、缺药、缺钱的情况非常严重，国民政府还刻意遍设关卡，对边区实施医药封锁。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条“团结中西医，国际合作医疗”之路在摸索中成型。当时，延安中央医院负责摸底调查、组建中西医联合团队。他们遍邀华北老中医到中央医院坐诊，在西医治疗中主动增加中医药防病治病，然后大量总结土方、偏方使用经验下发整个边区。对旧医生群体，边区政府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与此同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带领的外籍医疗团队陆续来到延安。他们不仅带来了一批必要的医疗设备，还带来规模化培训医护的办法，即外籍医生训练骨干医生，骨干医生“边干边教”，轮训稍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快速增加一线人员。白求恩医疗队通过“药驼子”，直接把流动医院建在前线。每个医疗队不仅有医生、护士、麻醉师，还让伤员、本地群众都参加进来组成委员会，尽量将救治、护理、医疗管理本地化，应对医疗人员不足的困难。荷马敏锐地注意到“共产党的战地医院里有许多基督徒”。她就此直接询问毛泽东：“您允许基督徒加入党吗？”毛泽东对她解释道，我们非常感激来延安参加医疗援助的基督徒们，“这种感激远超过了政治范畴”。基督徒与共产党员信仰不同，他们无法完全认同“我们所追求的道路”，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团体内尊贵的成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荷马坦言，此前她一直认为“一般的共产党群体，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短短数日的延安之行，却让她无比清晰地体会了什么是“延安信仰”。在延安，八路军接待委员会的青年告诉荷马，他和同学走了一千多里奔赴延安，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宿舍”，学员们向荷马耐心讲解墙上的标语，憧憬着毕业奔赴前线的情形。1938年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八路军提供军饷，可每月五十万之数只能养活四点五万人。1938年底，八路军已发展至十六万人，国民政府却仍按原数发给。面对边区出现的经济困难以及针对分散生存的农村经济，边区政府一面领导春耕运动，一面推行减租减息。上到八十岁，下到八岁，都知道“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积极投入劳动，向大自然要地、要粮、要棉。1939年2月，全党继续开展大生产动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准则。在鲁迅艺术学院，荷马非常好奇“在全中国最关心战争的地方”，人们到底怎么搞艺术。荷马见到了任教的冼星海夫妇，感叹从巴黎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在灰扑扑的窑洞里，竟能将中西音乐融为一体，“既很好地遵循了西方音乐的形式与和弦，又将其与那难以名状的东方旋律融合在一起”。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冼星海夫妇这样奔赴延安的艺术家，大多经历了“怕窑洞”到“爱窑洞”的历程。冼星海向友人坦言，来延安前他总觉得窑洞“又脏又局促”，结果短短几月内，他就发现窑洞“冬暖夏凉，通风透气”的好处，而且有共同志向的师生们能随时围坐暖炉旁，边谱曲边唱和。正是在这里，冼星海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一路上与共产党人的多次接触，让荷马毫不讳言自己的赞赏：“我看到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上到党的领导人，下到年纪轻轻的战士，比起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对于日军有着更加坚定、决不妥协的态度和那份誓死赢得战争的决心。”然而，面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共产党是否“凶多吉少”？结束延安之行前，荷马将这个“尖锐问题”抛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道，“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必须维持团结的局面”，同时“为了自己，我们会成为现有政府里一个规模不大但很有发言权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