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民众欢送川军出川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争取更广泛的中间力量的支持，中共四川地下党在大后方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抗日救亡活动为主，构筑了广泛且有效的统战格局，对于推动四川实力派上层人物转向“联共拒蒋抗日”，促进川人抗日救亡热情的蓬勃兴起，提升中共在四川的政治影响力与民众认可度具有重要作用。中共地下党在四川的统战工作，彰显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作用，蕴含着宝贵的统战经验。

　　争取地方实力派及各界人士

　　1935年前，红四方面军势力扩大，中央红军入川以前，刘湘即投蒋反共。1935年春，蒋介石派大军入川时，南北两路红军有会合川西的趋势。川局风声鹤唳，人心动摇，社会各界都反映出复杂的矛盾状况。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了党的重大政策转变。这一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及主观条件，采取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并举进行的方针，促进了四川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团结和争取策略

　　所谓四川地方实力派，是指长期在四川割据称雄的四川军阀。他们历来是矛盾重重的政治势力，也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这些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保存实力，扩张私利，称王称霸，互相之间还以家族、同乡、部属、同学等关系结成各种派系，以达到相互利用、彼此倚重的目的。以刘湘为主的四川地方势力集团，为了独霸四川，求助于蒋介石政府，打出“安川军”旗号，于1933年10月击败了主要对手刘文辉，成为其时中国政坛上不容小视的重要力量。1937年，中共中央派遣罗世文回四川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作好刘湘的工作：“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刘湘的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乐观了。”

　　在中共四川省工委的领导下，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同刘湘、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联系、谈判，向其阐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统战政策，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而张曙时受党组织派遣从事秘密工作，他认真分析抗日形势以及蒋介石与四川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通过“武德励进会”的郭秉彝等和刘湘及其上层幕僚保持联系，写信劝刘湘“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成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又分别对刘文辉、潘文华、田颂尧等核心人物进行宣传教育及策反争取，积极而有计划地开展对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从抗战初期党和刘湘建立联系，到后来进一步对刘文辉等人的争取，中共四川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党和四川实力派的关系前进了一大步，促使了他们从“拥蒋反共”向“联共拒蒋抗日”的决策转变，逐步了解并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一统战工作，凝聚了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文艺教育界、民族资本家等知名人士的团结联络

　　抗战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稳步推进，除了四川实力派，其他中上层的统战工作，也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别进行。

　　对于文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四川地下党采取个别接触、宴会、座谈会等方式，讨论抗日救亡工作，以抗战为中心，把各界各派的人聚集起来。车耀先和他经营的“努力餐”成为中共地下党开展统战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党在四川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点。车耀先本人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活履历，他不仅是军人、教师，还是文化工作者，接触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先后创办《大声周刊》《改进》等多种报刊，其中《大声周刊》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进步刊物之一。在全面抗战期间，车耀先任“大声抗敌宣传社”社长，发展社员千余人，在餐馆传播来自延安的消息。他还积极帮助青年们克服各种困难去往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努力餐”进行的种种统战活动被国民党记恨在心，1940年3月，车耀先被捕关押，1946年牺牲于松林坡戴笠停车场。车耀先同志被誉为统一战线“线长”，为四川统战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民族资本家的团结联络，中共四川地下党通过商会的形式联系刘鸿生等人，做好对民族资本家的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作，调动其积极性且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积极争取民族工业独立。抗战期间，在中共的倡导下，他们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大量物资。此外，支持进步人士组织民主党派，抗战时期在牵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群众运动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的领导下，重视发动群众运动。一些地下党员在极力打开上层统战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还经常性地向学生宣传全国各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说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唤起学生们的爱国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形成了一批思想进步、抗日热情高涨的骨干分子，再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去创办宣传抗日救亡刊物，创办半月刊《力文社》，创立《建设晚报》，兴办《妇女周刊》（后改为《妇女呼声》）。在这些刊物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教师和青年又发起组织救亡会，抗日团体日见增多，宣传抗战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的局面空前活跃。这些成都、重庆等地的救亡组织和进步报刊，对于团结进步青年、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起到了突出作用。实际上为扩大党的影响，重建四川秘密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成都市、重庆市和有些县，党的组织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四）统战工作深入农村地区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努力下，几乎被破坏殆尽的地下党组织在省城以外的县、区、乡又得到了迅速的恢复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统战活动，也逐渐渗透到川渝的乡土社会乃至波及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三台县作为区域地下党中心县委驻地的川北重镇，中共川康特委先后派王朴庵、候方岳、黄友凡等人来三台开展工作，在川北工委特派员饶孟文的帮助下，于三台城西外东岳庙森林事务所建立了县委的隐蔽机关。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参与和领导下，发展了党组织、扩大了抗日团体，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三台县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开展得极其热烈；随着救亡宣传工作的深入，川南荣县成为四川党的工作开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为了唤醒民众觉悟支援抗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大力支持下，“荣县抗敌后援会”建立“抗日晨呼队”、抗日宣传团和乡（镇）的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荣县地下党获得了当地官方与民众的一致认可；通、南、巴区域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关注的旧苏区，中共党组织一直潜伏下来，从政策的制定到各项工作的实施，坚持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尤其是坚持了深入广泛的抗日宣传，将其建设成为川东北的一个重要据点。中共地下党深深地沉潜和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人际网络与传统文化环境中，既适应着社会，也改造着社会。

　　壮大四川抗日和革命力量

　　四川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充分利用了四川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统战政策，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落实。

　　（一）推动了四川地方实力派由“拥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

　　地方实力派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投机性及多重政治性格。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一方面因其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敌视中国共产党，曾随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共产党人厉行白色恐怖、出兵围攻封锁苏区、追堵长征红军等；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排除异己的政策存在深刻矛盾，随着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西进，矛盾日渐突出。而这为中共地下党团结争取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中共清醒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一形势，派遣罗世文、蔡翼公、张曙时、张澜等人秘密进行争取刘湘等川军将领转向抗日反蒋的统战工作。四川地下党采取的各种灵活策略，促使了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的明朗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信任，增强了其参与抗战的决心，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四川抗日运动的日渐高涨。

　　（二）提升了中共在四川的政治影响力与民众认可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四川党组织曾多次并反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破坏而损失严重，基本上以开展秘密工作及分散隐蔽为主，力量十分薄弱。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策划反共行动，掀起反共高潮，成都“抢米事件”就是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迫害事件。中共在后方区域，始终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民主形式发动抗战力量，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为此，中共四川地下党在巩固党组织的前提下，从统一战线工作着手，争取民众的抗战力量，团结中间势力，与国民党政府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扩大了党在国统区的影响，继而增强了民众的认可度。

　　（三）壮大了四川抗日力量与革命力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抓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营造全民抗战的政治氛围，并为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统战工作中，中共四川地下党清醒地认识到了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对下层的统战活动。除了做好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之外，也重视对其他群体的统战工作，对坚持抗战、团结抗日的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等人，与他们经常联系、交朋友，向他们宣传阐释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其理解信任，促使其接受中共抗战主张；对中间阶层和民主党派，则“扶助其发展”“密切其关系并争取之”；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及文化艺术家，中共也积极主动进行统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效地壮大了四川抗日力量与革命力量。四川民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出川抗日，在八年艰苦抗战中英勇杀敌于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成为抗战史上最耀眼的群星。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