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李济深站在毛泽东右边。

毛泽东和李济深（中）亲切握手

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签到纸上，李济深第一个签到。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新中国第一届中央政府副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他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显示了他在新中国的地位。

　　回望李济深的后半生，他在国共决战开始的时候就毅然转向革命阵营，并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从他的历史功绩来看，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和人民政协的创始人之一，在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之际，人们深深怀念这位杰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从“9·23晚宴”说起

　　1949年9月23日晚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专门设宴，招待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是：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显然这个名单只是起义将领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包括后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也有突出贡献，如刘文辉、邓锡侯、卢汉、陶峙岳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6名起义将领中有13人参加了民革组织，即程潜、张治中、邓宝珊、黄绍竑、刘斐、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程星龄。黄琪翔也曾参加民革。

　　此次晚宴有三个看点：一是时间背景。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朱德于百忙之中专门安排晚宴，款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的肯定和重视。

　　二是陪同人员。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记载，此次宴会“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陪同人员中，第一个是李济深，然后是他的民革同事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四位排在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之前！

　　三是毛泽东的祝酒词。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记载，席间毛泽东多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将领起义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的这一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国军起义的“代理人”

　　自从李济深和许多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成立民革组织之后，李济深和民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成了国民党军将领起义投诚的“代理人”。

　　李济深和其他民革创始人成立民革，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声势，为许多国民党将领树立了榜样。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根据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建议确定的，以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国国民党的“正宗”传人的名义，号召国民党人与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在政治上占据了有利地位，策略上有利于吸引和团结国民党内反蒋力量。

　　民革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民革中央主席，还有当选民革中央常委的16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内资深要人，在国民党内拥有广泛深厚的人脉资源，当李济深和民革开展策反工作的时候，立刻得到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响应。

　　民革一成立，就组建了由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龙云、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一方面与中共华南局、中原局联系，一方面派出许多得力干部去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李济深还亲自写信给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商议起义事宜。一段时间以后，国民党将领纷纷来找李济深商谈起义和反蒋事宜。据朱学范回忆，当时国民党高官中“除了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以外，几乎没有人没到香港作过联系”（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包括宋子文、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要人。1949年李宗仁当了“代总统”，派人到北平谈判，正式代表团出发前，也曾先派人送信给李济深请求帮忙。

　　李济深和民革组织的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据研究统计，由民革组织及一些稍后参加民革组织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参与策反瓦解的国民党军队总数达126.9万人，占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瓦解的国民党军总数188万人的67.5%（蔡永飞：《民革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贡献及其意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尽管其中许多起义部队并不是李济深和民革人士参与策反的，但他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起义部队和转到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将领总共1500余人，参加民革组织的国民党将军达575人，其中上将39人，中将205人，少将331人（此数字为本文作者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因资料欠缺应有不少遗漏）。

　　显然，在解放战争中李济深虽然只是身处在特殊的战线中，但他和民革组织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李济深和民革策反的成功案例

　　学者左玉河发表在《党史博览》杂志2011年第4期的论文《民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策反工作》记述了李济深亲自策反和派人策反的很多成功案例。其中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的起义，是李济深亲自策反成功的案例之一。

　　吴化文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对他做了策反工作，又让他找李济深，要求他听从李济深的指挥。经由李济深的安排，吴化文与解放军鲁南军区建立了联系。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担任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在济南战役中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带领2万余人加入了解放军。据时任华东野战军10纵司令员宋时轮评论说：济南战役原计划用28天，吴化文起义使战役只用了8天时间，并且大约减少了我军至少2000至3000人的伤亡代价（转引自古琳晖的《解放战争时期反蒋军事统一战线论析》一文，《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实际上不仅我军避免了伤亡，吴化文还带来2万人。

　　赖慧鹏起义也是李济深策反成功的典型案例。1948年2月，赖慧鹏秘密赴香港谒见李济深，李济深指示他返回广西掌握军队，相机起义。随后赖慧鹏回到广西，经由李济深安排的广西国民党高官推荐，出任广西第六行政督察区（驻靖西）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1月，解放军挺进广西，起义时机成熟，赖慧鹏于当年12月13日在靖西发动起义成功。当时解放军尚未到达靖西，赖慧鹏派出代表联络解放军，请求派解放军进驻，直到一个多月以后，将3000多人、枪和档册、财粮妥善移交给解放军接收。

　　李济深本人也是被“策反”的

　　事实上，李济深和民革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力助手，本身就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成果”。

　　民革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中，许多国民党人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所感召，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成为“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们仍然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发展和联合，为民革组织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次国共合作，也为后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基础。

　　李济深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他已经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相识并有交往，但当时李济深尚未认清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缺乏认识，以至于跟着蒋介石实行“清党”政策，成为他抱憾终身的一段经历。

　　但或许正是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当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时候，许多国民党人会认为连李济深这样“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能够为共产党人所接纳和包容，才让他们更深刻体会到共产党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特性和共产党人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李济深本人也就成了那些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中的“旗帜性人物”。

　　李济深政治立场的转变起初是因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恶劣行径，以及蒋介石卑鄙权谋对李济深造成的严重伤害，但特别重要的是，从李济深走上反对蒋介石的道路起，就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他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使他越来越坚定地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特别是在1938年中共南方局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李济深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关系，对李济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据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一书记载，那个时期，周恩来多次指示南方局干部：“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见该书第一部第2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曾派人对李济深转述自己的话：“你以前是八路军总指挥，我们现在用八路军的名义在北方抗日；你当过第四军军长，我们又用新四军的名义在南方抗日。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力量，在北伐时有光荣的历史，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当时李济深听了这番话猛地站起来，问：“这些话真是周恩来说的吗？”（同上，276页）他对自己能够得到周恩来如此重视和尊重十分激动，内心里产生了跟着共产党走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派人找到李济深，建议他和何香凝等人组织进步政治团体、集结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力量，李济深接受了建议。1946年4月，李济深在广州和蔡廷锴、蒋光鼐、李章达、梅龚彬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李济深到香港，共产党人对他和他的家人的生活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并协助他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曾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却又坚决反蒋，同时深受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支持，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李济深开展策反工作得到国民党将领纷纷响应的重要原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他政治影响力和参与策反工作的机会。李济深和民革策反工作的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功。

　　率领民革成员投身新中国建设

　　李济深和民革组织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点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安排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选举宋庆龄、李济深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还选举10位民革党员及稍后参加民革组织的人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即何香凝、李锡九、蔡廷锴、张治中、李章达、程潜、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龙云，他们在全部56名委员中占了近1/5，在其中27名党外人士中占了超过1/3。

　　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职权是统一管辖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程潜是5名副主席之一，22名委员中的张治中、蔡廷锴、龙云、刘斐是民革党员或稍后参加民革的人士。1954年9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在1954年到1975年三届国防委员会存续期间，民革党员有5人次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即程潜、张治中、龙云、卫立煌、蔡廷锴，17人次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即于学忠、邓宝珊、邓锡侯、卢汉、刘文辉、刘斐、孙蔚如、李明扬、陈绍宽、陈铁、郑洞国、侯镜如、高树勋、唐生智、鹿钟麟、覃异之、裴昌会。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5名政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9人为民主党派人士，其中民革党员及稍后参加民革的人士有5人，即谭平山、陈劭先、王昆仑、邵力子、黄绍竑。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多名民革党员及稍后参加民革的人士先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门正职领导职务：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1959年）；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49年-1954年）；李德全：卫生部部长（1949年-1965年）；朱学范：邮电部部长（1949年-1967年）；余心清，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50年-1953年）；郭春涛：政务院参事室主任（1949年-1950年）；蒋光鼐：纺织工业部部长（1954年-1967年）；刘文辉：林业部部长（1959年-1966年）。

　　新中国的成立也推动了民革组织的自身建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等四个方面的代表，包括了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这次会议在1949年11月12日召开，这一天是孙中山诞辰83周年纪念日，因此会议组织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终于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下真正实现了团结统一。蒋介石曾经费尽心机要铲除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现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成员基本上都成了民革党员。

　　这一次会议，标志着民革已经从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民主党派。原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及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整合团结在民革组织之中，使民革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组织统一的民主党派，也为稍后民革在全国建立30个省级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主党派打下了基础（许多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民革组织中担任了要职），并将为新中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改造全国各地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会议选举李济深担任民革中央主席，表明李济深作为民革领导人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新中国成立起，李济深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始人和排名在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长期活跃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不断为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为民革中央原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