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王宗槐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1930年参加红军。他长期从事军队组织干部工作，是我军青年工作和干部工作的开拓者，被誉为干部工作的“活辞典”。我军干部工作的开拓者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宗槐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任职后，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在问到某个干部时，聂荣臻总爱问：“哪儿人？哪年参军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起初为防备查问，王宗槐总爱将这些情况记在一个小本本上。有一回，他边翻边答，支支吾吾，忙作一团。聂荣臻以平静的目光望着他，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快，轻声慢语地说：“要记在脑子里。”聂荣臻的这句话使王宗槐看到了工作中的差距，此后，他改变用小本本记的方法，时时处处做个有心人，努力在用脑记忆上下功夫。他认为多跟干部谈心是熟悉了解干部的好方法，借助开展活动、给外来干部分配工作、给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政审等机会逐一和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籍贯、家庭、爱好、经历等，每次谈完都闭眼回想，直到记住，并在脑子里留下初步印象。一有空闲和机会，他就尽可能参加干部会议尤其是学习讨论会，通过与会者的发言进一步了解。他还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掌握干部的工作业绩、水平能力和优点缺点，进一步加深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他对军区营以上干部情况基本做到了如指掌，为选调配备好干部、提高干部使用的效能和精准性准备了良好前提。干部工作的“活辞典”百团大战中日军吃了苦头，为了扭转战局，1941年8月调集7万日伪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报复性进攻。一场大战之后，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的陈家院村，刚刚住下，就接到上级要求上报营以上干部名册的电报，条目不多，包括姓名、部别、职务这3项。当时，组织部的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科、干部科5个科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科长由部长兼任。由于2名干事到职不久，不熟悉情况，手头连花名册都没有，工作起来难度较大。作为军区级组织部门怎么没有干部花名册呢？这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政治部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庄稼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挖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的一些实力。聂荣臻知道后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后再填表、整理。”后来的几次反“扫荡”，军区组织部门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次刚打完仗还没来得及布置填表，八路军总部就要求上报，临时制表发下去再汇集上来，时间来不及。王宗槐拿着电报，面对白纸一张的干部资料，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场考验呀！”他沉思一会儿，对正急得抓耳挠腮的2名干事说：“我来写，你们誊清，考考看，能得多少分。”说干就干，他拿出笔，把军区机关、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名单一一列出。然后，又把军区所属5个军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另外2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跟在后边抄写，3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造成了，总计近2000人（因部队分散，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计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军区机关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记忆力好”，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王宗槐自己说这都是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培养出来的。政工战线上的卓越将领王宗槐后来从事组织干部工作多年，一直把掌握干部信息情况作为干好工作的基本功。抗战胜利后，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军区所在地张家口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作为组织部部长，王宗槐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也在2000人以上。在安排吃、住等问题的同时，凭着工作习惯和职业敏感性对中转干部进行了基本了解和熟悉，为以后从事全军干部工作打下了基础。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这是对王宗槐工作的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王宗槐从63军政治委员的岗位调任总政治部“一任三兼”：任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总政秘书长。具体工作中，王宗槐忠实贯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坚持的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原则，发挥干部“活辞典”的内功潜能，选人用人坚持五湖四海，既从红军四个方面军、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又从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选拔干部，实现罗荣桓主任提出的“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的目的和意图，对建立部队人才正确流动机制、增进干部工作活力、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王宗槐被授予中将军衔。（魏新玲 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