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即七大会场。朱德曾指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一场关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大事变”即将出现。重新研读中共七大文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科学回答了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运筹帷幄，周密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以高度的战略思维，引领形成七大正确的路线、纲领、策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时就预见到“大事变”的来临，并作好战略判断和谋划。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这次会议于1944年6月5日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

　　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大事变”将带来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只有全党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占据时局主动，争取革命胜利。1945年3月31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更加明确表达应对“大事变”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解释道，光明的命运即战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黑暗的命运即战后仍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继续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变”，适时提出了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可见，毛泽东在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变局，把应对“大事变”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

　　全面提出应对“大事变”的纲领和策略，指明争取光明前途的途径和办法

　　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后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就要提出解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国问题的方案。毛泽东早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1945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形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方略。

　　针对当时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一系列具体纲领。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解决当时中国所有问题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提出来的，国民党企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所谓协调来消弭这一口号。到七大召开时，面对“大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纲领的形式，突出地打出这一政治口号，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还提出两个策略转变，即作战方法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关于运动战，他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关于转向城市，他说：“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尽管这些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但是“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

　　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要努力争取。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就获得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根据地分散分布且没有工业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军队，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周密做好应对“大事变”的最坏准备

　　尽管毛泽东对时局的走向作了乐观的判断，但是他仍然告诫全党：“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

　　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面临的不利条件：“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

　　在1945年5月31日作七大结论报告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准备吃亏”，一口气讲了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国内大骂、爆发内战等17条困难。准备吃亏，并不是对前途悲观失望，而是要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如：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这8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

　　毛泽东所讲的17条困难后来有的出现了，有的部分地遭遇了，但8条胜利的理由分别应验了，全党没有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因而也就能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和合理应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与75年前有很大不同，但毛泽东应对“大事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有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意义，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它，学习它，发展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