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鲜明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人民的解放，中共中央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和全局的胜利，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地区。正是这一决策，使中国共产党最终化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进而使党革命事业的“列车上了轨道”。深入剖析这一战略决策形成和实施的全过程，领悟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全局意识，有利于全党在新时代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东北局势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处境

　　中国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把控制东北作为战略决策成败的关键，为此，国共两党开始在东北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处境却异常艰难。

　　从国际上看，苏、美两国从战后格局和自身利益考虑，对中国东北地区各有谋算。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苏联方面将获得以下几项权益：“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美国也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其建立远东霸权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日本战败前极力要求苏联出兵，担心苏联在美国对日作战时坐收渔翁之利，影响战后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但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又极力主张“门户开放”。

　　从国内来看，国民党政府高度重视东北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东北，就很难占据华北；华北不保，中原势必危险。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地区，就可以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态势。因此国民党内部集团一心要占据东北，其基本态度是：听命于美国，疑惧苏联，担心共产党。为此，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国民政府可以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

　　除了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被动之外，共产党还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早在全国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方面就确定了避战观战以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共产党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虽然面临这样那样的处境，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仍抱有真切的愿望，也对局势保持着清晰的判断。中共中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积极争取。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的方针，要求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接受人民民主的主张，通过和平途径建立新中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也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必要准备，对东北问题的考量更是成为了关注重点。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强调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与我们党能否赢得战略主动息息相关，更与我们能否赢得东北地区密切相联。

　　二、从战略全局角度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形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就已着眼全国大局，萌生了集中兵力至东三省的战略构想。1942年7月10日，毛泽东指出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页）。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对东北问题的高度重视，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加入对日作战，而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尚无根基，这就为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创造了有利契机。为占得先机，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先进入东北控制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6页）由于当时局势尚未明朗，诸多情况不清，中共中央又发布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五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因此，由李运昌部五千人率先进入东北进行战略侦查。8月19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林枫命令道：“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8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三省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此时中苏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增加了中共中央对于进驻东北的诸多顾虑，导致上述计划并未即时实施。

　　虽对中苏条约有所顾虑，但为了保住战略上的主动，中共中央从全局出发，作出决定：即使暂时不派驻军队，也要派遣干部团进驻东北。这为此后的一系列部署赢得了先机。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

　　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战略决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飞赴重庆，拉开了国共重庆谈判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军队向中共军队发起军事进攻和挑衅，中共中央更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毫无和平的诚意。此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意图在共产党高层内部逐渐形成共识。

　　第一，从党的革命形势和东北地区资源禀赋来看，占据东北地区对于党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抗战时期，我们党建立、发展的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个地区，呈犬牙交错之势，很容易被敌人四面包围，不利于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东北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则长期在东北地区活动，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外，东北地区幅员辽阔，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时有人口3400余万，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夺取了东北，就能够背靠苏联，在南面将冀热辽、晋绥、晋察冀几个解放区“化零为整”，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就能够有效抵御和应对来自国民党的进攻，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战略基础。

　　第二，中共中央着眼战略全局，对苏联和国民党方面的基本立场进行了科学判断，精准分析了我们党争取东北地区的可能性。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指出，苏联方虽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但“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因此我们党必须在苏联红军即将撤退的三个月内“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一研判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成为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重要基础。

　　第三，苏联方面的态度提振了中共中央大规模派遣干部和军队进驻东北的信心。1945年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第16军区司令员曾克林陪苏军上校卫斯别夫飞到延安。这次会晤意义重大，中共中央明确得到苏方告知“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随后，曾克林指出，东北扩兵容易，武器弹药、粮食布匹充足，苏军只驻扎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广大乡村无人管理，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更为重要的是，苏军对中共军队的战略行动基本采取默认态度。

　　只有把握先机，才能赢得主动。中共中央随即准备通过走东北这一步棋，将现有根据地“连点为片”“变零为整”。1945年9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发布指示指出，现在是“真千载一时之机”，把原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向东北挺进。同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全权领导东北工作。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电文说：“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9页），要求各地配备100个团的军事干部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此时，“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完全确定下来。

　　但全国的军事力量牵一发而动全身，向北发展后如何看待南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因而必须着眼于大局，对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战略作出进一步科学部署。

　　经过深入研判和评估后，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加紧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发出电报，指出为保证我们党在东北赢得战略优势地位，“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具体来说要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提出筱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页）同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发全党，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消除了党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为我们党及时迅速地创建东北根据地、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战略是中共中央基于对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分析和对各方利益诉求的精准研判而制定的，是以局部让步换取全局胜利的直接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大局意识和战略主动意识。

　　三、“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经验与启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制定反映了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的集体智慧和政治优势，这一英明决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第一，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赢得一切战略主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制定进驻东北的战略全过程充分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将挺进东北的战略行动称作“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并指出“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万分紧急的历史关头，正是因为全党上下能够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计划才能得以有条不紊地执行。在新征程上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

　　第二，善于从全局上看问题：全局的赢才是最大的赢，整体的主动才是最大的主动。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在东北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各调至东北的领导人都摒弃了固守原有根据地的想法，不遗余力地支持东北的发展。被派往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洪学智曾感慨：“进军东北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在革命关键时刻，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就能取得胜利。”（《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了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这一战略计划才能取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善于把握大局就是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审时度势，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本、以大局为重，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看问题、做工作，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

　　第三，善于从策略上看问题：要注重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既坚持从战略上准确判断、把握形势和科学谋划，又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提出，就是这样在综合三国四方实时变化的发展形势和敌、我、友之间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作出的一次精确研判。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一百多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这一案例所展现出的政治意识、全局视野和战略策略，为我们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